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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5月2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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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爱,从不会被生活打倒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吴晓东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1年05月21日   05 版)

    2021年母亲节,纪录片《罗长姐》在全国上映,导演金行征终于拍到了罗长姐的微笑。在40多年照顾伤残退伍军人儿子祁才政的过程中,老人家几乎不曾有过这样舒展的表情。被评为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时,她说过“再艰难也不找政府”。 闫京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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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火机几声咔哒声后,黑暗中,一位髦耋老人的脸在吊脚楼里若隐若现。微弱的火苗点燃的,除了那根即将燃尽的蜡烛,还有罗长姐一天的生活。

    “儿子,起来,起来,起来吃饭吧,小政,小政,小政,起来吃饭吧!”88岁的罗长姐,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照顾儿子起床。祁才政嘴里咕噜着,一屁股坐起来,一把掀开被子,光着身子下了床。先是在环形栅栏里转了一圈,再走回栏杆前,披上罗长姐递进去的军大衣,之后又去环形栅栏转了一圈,回来再把裤子套进去,接着再去环形栅栏转一圈,回来再把鞋子蹬上。这样一套流程,母子俩每天都要按时完成。

    母亲节这一天,纪录片《罗长姐》全国上映了。导演金行征特意赶到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湾潭镇九门村,凑近罗长姐耳边,大声告诉她这个消息,老人很开心:“有这事情?”

    比罗长姐更开心的是金行征,这一次,他终于拍到了罗长姐的微笑,在长达一年半的拍摄中,他都记不起老人家有过这样舒展的表情。89分钟的纪录片里,罗长姐的表情似乎定格为平静,有时若有所思,有时又全然放空,好像回到了40多年前,命运逆转的那一刻。

    九门村在鄂西南连绵起伏的深山中,海拔1000多米,当地保留着不少土家族风格的吊脚楼。罗长姐的二儿子祁才政,当年就是背着行囊从吊脚楼出发去参军的,那是1968年。

    当了6年兵,立过两次功,祁才政曾是全家人的骄傲。不幸的是在一次外出执行任务时患上脑膜炎,从此成为“躁狂性精神病患者”。1974年秋天,拿着部队发来的病危通知,罗长姐和丈夫祁光元根本不相信,直到他们赶到医院,才发现他们那个钢笔字写得好、篮球打得棒的儿子,已经成了没有意识、大小便失禁的一等伤残退伍军人。

    辗转治疗了两年,见祁才政的病情没有好转,罗长姐便托人写信给部队首长:“他是我的孩子,我不想给国家和部队添麻烦,让我把儿子带回家照顾吧。”1976年秋天,部队派人把祁才政送回了九门村。

    2015年8月,刚刚留德回来的金行征去湖北宜昌参加土家族民俗活动,一下子就被五峰的吊脚楼和土家族服饰吸引住了。当地司机开车带他在各村镇转悠采风,一次闲聊中偶然听说了罗长姐的故事,金行征当即决定上门拜访。“像罗长姐这样的个案,我觉得它代表了很多中国人的基本情感,这种情感中包含着一种家国情怀,我很想把这些东西传达出来。”金行征当天就在镇上住下来,决定要拍一部纪录片,讲述这个延续了40多年的母爱传奇。

    从那时起,金行征开始往返于杭州和宜昌之间拍摄,坐动车早上7点多出发,下午3点多到宜昌后,还有六七个小时的车程。如果没人开车来接,赶到罗长姐家就需要两天时间,因为从宜昌到她家镇上没有车可以直达,必须在老县城过夜,“我去了11次罗长姐的家里,基本上每两个月去一次,每次拍摄一周左右,因为影片中种土豆、收土豆、种玉米、收玉米,杀猪、卖猪,这些活动都有时间间隔”。

    在金行征的镜头下,早晨天不亮罗长姐就起来给儿子准备早饭了,她把刚从地里收来的土豆放进铁锅,坐在小凳上守着灶火,出神地看着铁锅里咕噜咕噜冒着泡,直到被大儿媳亮起的灯光惊醒。罗长姐的眼疾日益严重了,已经看不清东西,却还是耐心而仔细地将煮熟的土豆铲成泥,在大儿媳的帮助下,颤抖着手将几块肥猪肉放进碗中,还不忘浇上一些肉汤,端到儿子面前,一勺一勺喂给他。这是罗长姐做了40多年的“功课”。

    不要说一日三餐了,就连喂儿子一口蜂蜜水罗长姐都一丝不苟:用小勺子捣碎结晶的蜂蜜,耐心地等水烧开,小心冲泡好,再把水吹凉,隔着木板框把蜂蜜水递给儿子。祁才政这时候像个顽皮的孩子,每喝一口就把缸子推回来,“还有,还有一点”, 罗长姐一边轻声说着,一边再拿给他,不厌其烦地陪伴儿子喝完。

    第一次到罗长姐家,金行征第一眼就注意到祁才政被围在木栅栏里,正在亲吻一块木头,“他为什么亲吻那块木头,无人知晓。但是他肯定在表达一种意思,那一刻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很多说不完的故事”。

    刚被接回家的时候,祁才政25岁,身强力壮,经常从家里跑出去惹祸,任何人不能靠近,大家都怕挨他的拳头,只有罗长姐才敢把他追回来。直到有一次一根长木杆被罗长姐拦在家门前,祁才政才站在栏杆后不敢跨越。为了能让儿子生活得更舒适一些,之后罗长姐和家人又将吊脚楼右边的绕间用环形栅栏围住,入口处拦上木门,这个封闭空间就成了祁才政的专属。

    严重智残的祁才政大小便不能自理,屋子里经常臭气熏天、脏污不堪,可是在罗长姐的精心照顾下,祁才政从没长过褥疮,“我儿子是当过兵的人,应该穿得干净整齐”。

    每天更换衣服床单、擦脸洗脚,两三天洗一次澡,两三个月理一次发,这些都是罗长姐的日常,她因此也是挨打最多的人。有一次,罗长姐帮儿子舀水,被他一拳打中右眼,几天后眼皮的红肿逐渐消退,右眼却再也看不见了。罗长姐右手手腕严重变形,是被回家不到一个月的儿子打断的。

    “宝宝,饿了吗?”纪录片里,罗长姐隔着栅栏门轻声问着。祁才政探出头来看了母亲一眼,忽然开始暴躁,一边用力抽自己耳光,一边嘴里嘀咕着。罗长姐心疼地看着儿子,安慰着:“不打,不打。”

    祁才政犯病时毫无预兆,影片里,他经常抽自己耳光。金行征发现,每当月亮圆时,或花开的季节,祁才政会更加烦躁。拍摄的时候,金行征的镜头从来不会正对着祁才政,而且时刻注意保持一定距离,尽量不去打扰他已经规律的生活。

    “作为旁观者,我只想把他们真实的生活还原,没有任何炫技,就是自然光,固定机位,一个标准镜头拍到底。”金行征说,在长达一年半的拍摄过程中,自己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等待。

    家里时不时会有当年的老战友来看望祁才政,隔着栅栏跟他说说以前的事,还拿着刚入伍时的老照片,给他指认已经去世的战友。祁才政偶尔能嗯嗯应答,可多数时候,他不是没有反应,就是转身离开,却从不发脾气。

    罗长姐由此发现,儿子喜欢和穿着军装的人说话,喜欢用部队的搪瓷碗吃饭,给他穿军大衣时也比较容易配合,当妈的相信,儿子对当年部队的生活还有隐约的记忆。罗长姐的坚毅隐忍,在金行征看来是因为她心里一直有个信念,相信有一天儿子会恢复记忆,叫她一声“妈妈”。可是如今40多年过去了,奇迹没有在祁才政身上发生。

    纪录片里,罗长姐几次摸索着点燃一支即将燃尽的蜡烛。因为眼睛不好,多年来她已经习惯靠记忆和手感摸着点亮蜡烛,再把用烛火引燃的稻草投进灶膛生火做饭。这样的镜头语言,金行征觉得有特别的寓意:“灾难来临的时候就如同陷入黑暗,黑暗中的火苗,虽然在整个画面中显得很微弱,但罗长姐还是用它照亮了儿子的生活,这既是希望也是宿命”。

    “是我把他接回来的,给国家减少一点负担,让国家少操点心。”2013年,罗长姐被评为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在接受采访时她很骄傲地说了句“再艰难也不找政府”。这份漫长岁月里的坚守,在金行征看来已经远远超过了自然的母性,“既是‘为母则刚’的人之常情,又是超越血缘伦理的家国大爱,闪耀着伟大的母性光辉”。

    除了照顾儿子的生活,就是种土豆、种玉米、种草药、割猪草……罗长姐家的生活周而复始,“说有故事也没故事,说没故事也有故事”,很多时候,金行征都在惊叹这种安静的力量。

    家里的小猪仔从出生到出栏,身边的田野从花开春播到冬雪飘落,吊脚楼内外的日子,不动声色地演绎着四季的轮回、生命的更替。罗长姐的家人熟悉每个季节的鸟叫声,甚至很清楚地知道哪个月会来什么样的鸟。和大自然如此密切的连接,让罗长姐一家的生活过得淳朴与“原始”,“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基本上都是这样,他们有一块地,养几头猪,可以自耕自足,几乎不需要去外面买什么东西”。让金行征感慨的是,多年来,政府发下来的抚恤金都被罗长姐一点一点攒了下来,作为今后继续照顾祁才政的专用资金。

    上世纪80年代,罗长姐60岁时,就在村干部的证明下,和大儿子立下字据,如果自己不在了,由大儿子负责照顾祁才政,大儿子60岁后,交给大孙子照顾,一定要一代一代传下去。

    影片中有一个金行征耐心“等”来的长镜头:屋外细雨绵绵,屋檐下,罗长姐和孙媳妇刘文芳两个人一边削土豆皮,一边说着话。罗长姐事无巨细地交代着自己几十年照顾儿子的经验:吃饭要煮熟弄软,穿得要干净整齐,床上要弄得暖和干净,洗澡理发需要多喊几声,锁好门。多数时候,刘文芳都默默听着,只是偶尔插一句:“那洗澡怎么办,他要是打我呢?”

    过了80岁,罗长姐的视力和听力明显不如从前了,走路腿脚也开始不听使唤。在家人的劝说下,她终于下决心把照顾祁才政的任务交给了大孙子祁文勇,因为当时大儿子也是年过六旬的老人了,还包揽了家里养猪、种地等主要农活儿。不料祁才政刚开始习惯祁文勇的照顾,悲剧就发生了。2015年3月,祁文勇死于工地上的一次事故,时年88岁的罗长姐,重新挑起了照顾儿子的重担。

    说起去世不久的大孙子,罗长姐少见地落泪了:“我虽然不在小辈面前流眼泪,但背地里我的眼泪就会流出来,我没有哪一天是过得愉快的。”不可思议的是,平日暴躁失常的祁才政这时候忽然从木栅栏里探出头,也哽咽地说着什么。

    影片结尾,晒着太阳的罗长姐慢慢站起身,在屋檐暗影的遮蔽下,一步一步走过来,消失在转角处。而在阳光普照的院子另一边,孙媳妇刘文芳穿了件鲜亮的衣服要出门,忽然又转身回屋换了另外一件家常外套去干活了。

    “2017年2月的一天,当我拍到这个镜头的时候,我觉得这部片子可以结束了。”金行征说,当时太阳正在落山,自己原本正在收起机器打算收工了,突然看到罗长姐从椅子上站起来,蹒跚地走过来,差点摔倒,于是赶紧把机器重新架好,“这个画面其实非常明显,一个是在阴暗里,一个是在阳光里。罗长姐几乎已经走到了一个归宿,而从阳光里走出来的孙媳妇,接过了她肩上的担子”。

    祁才政今年已经70岁,牙齿都掉光了,但身体依旧硬朗。把这份家族责任交出去,完成了爱的延续,93岁高龄的罗长姐虽说还有太多的不放心,但让她感到踏实的是,年轻时暴躁好动的祁才政,如今安静多了,很多时候都在环形栅栏里一边烤火一边看电视,或者呆呆地隔着栏杆晒太阳,那时的祁才政不吵不闹,和犯病时判若两人,每当这时候,罗长姐就在不远处默默地望着儿子,一脸的慈祥。

    纪录片《罗长姐》的画外音里,从始至终都充满了虫鸣鸟叫,在金行征看来,罗长姐住的鄂西南大山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地方,“这里万物共生存,林深虫鸟鸣,草木遍山野。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是活生生真实勇猛地活着的人,是没有被生活打倒的人,罗长姐是,祁才政也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吴晓东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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