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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怡微作为写作者的名字，第一次见诸媒体，是因为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个对00后来说已经有些陌生的词，在80后、90后眼中代表了写作的另一种可能性。张怡微在2004年获得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但那已经不是大赛的风口浪尖时期，那一年，她17岁。
从文学起步的《家族试验》，到《细民盛宴》，再到《四合如意》和最新出版的《哀眠》，张怡微18年来的代表作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她的笔下，社交媒体下的人情关系、二次元人群的生存方式、晚年处境、婚姻思索、移民命运……都拥有了新的面向与轮廓。
张怡微的学术专著则大多和《西游记》有关，包括《明末清初<西游记>续书研究》《情关西游》等——除了作家，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创意写作专业的副教授。
作家进高校教书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张怡微只是觉得，两个身份一叠加，生活就被“摧毁”了，导致“一直在工作”。“也许我的爱好是上班，但有时也爱好或者说憧憬，能放个大假。”张怡微说。
中青报·中青网：《哀眠》是一个短篇小说集，现在写短篇的青年作家似乎不多，你是喜欢这个体量的小说吗？
张怡微：其实写短篇小说的作家很多，只是对于青年作家来说，想要获得权威的肯定，短篇小说是一条非常困难的路径。也正因如此，写短篇无“利”可图，更有一些纯粹的特质。
我并不能说喜欢这个体量，而是我有正式工作，高校“青年教师”的本职就极其繁重，我一年中能够筹措的时间，只够写作和发表2-3个短篇小说。我入职6年，差不多就完成了《四合如意》和《哀眠》。
当然，我自己很喜欢阅读短篇小说，同样是因为时间稀缺。除了上课时会用到的书，我已很久没有阅读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了。我给自己增添了不少压力，以便不要沉浸于阅读的舒适区。比如，最近我接了一个重读《安娜·卡列尼娜》的活动，争分夺秒地在重新翻阅、理解和认识长篇的结构、人物的出场，以及副线的构建。
我很喜欢读小说，无论长短。
中青报·中青网：有人评价你的小说是“世情小说”，你怎么理解“世情”？
张怡微：这是一个评论家在10年前的一篇文章里说的。我很感谢他对我的关注，不过作家不太可能围绕某个人的看法来写作。从文学史的角度，世情小说也不是一个纯粹褒义的词。我觉得我的小说确实比较通俗，我自己也是通俗小说的爱好者，不然也不会通过《西游记》安身立命，完成博士论文，还给大学生上《西游记》导读课。
世道人情中，只要是说得清楚的感情，其实都没有写作的必要性。文学应该照亮的是复杂的感情，所谓“难言之隐”。但没有必要，不代表要回避它、完全不去书写它，关键在于创作者如何识别、提炼情感背后的深意。这就涉及我们怎么理解人、理解社会结构、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
长期以来，我都比较关注自己身边的普通人，所以我没有写英雄，甚至没有写出一个比自己聪明的人。我写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写普通人的婚姻和离散。我现在37岁了，当然也会有一些新的欲望，心中会涌起新的写作需要。
在收入《四合如意》的短篇《字字双》《四合如意》里，在今年发表在《十月》杂志的中篇《失稳》里，其实都有一些夹缝中人。例如，做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在国际学校教书的老师，他们有时会看到一些社会结构边界的人群，也会将自己置于这种交界处。
例如《字字双》中的安栗，她是做老年人情欲研究的，她可以用第二语言来回避许多中国文化中讨论情欲的尴尬，但她还是要面对家人，来诉说她花费大量精力留学、求职，到底在研究些什么。有一个刹那，母亲和舅舅们为了争取拆迁的房子在闹事，她不知自己应该加入还是当观察者。这些瞬间，是我喜欢捕捉的，也是我比较熟悉的。
中青报·中青网：作为一个年轻的作家，为什么会关注老年人群体？
张怡微：我也许写了一些老年题材的小说，但从数量上来说，还是写少年、青年的更多。而且我也不是那么“年轻”，我甚至已经没有办法申请国家社科基金的青年项目。
一个普遍的认识是，我们都会老。我最近也和朋友们一起在调研一家养老护理机构，采访护工。但我们能做的其实非常少，大量的聊天和采访基本都浮于表面。关注老年人群体，不是我以作家的身份在关注，而是我以一个对未来生活有推理欲望的研究者，希望参与、优化社会配置做一些微小的努力。
我们采访过一位护工阿姨，很有意思。她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市中心工作，先生在上海郊区当门卫，新冠疫情3年，他们3个人都在上海，但没有见过面。她有抖音，她会躲在养老院的厕所里录歌，她在抖音里美颜过的脸，和真实生活中的完全不同。她们的照护工作非常辛苦，但她们有自己的方法逃逸到虚拟世界中。
我觉得现代传播的各种媒介或者技术，是城市生活中的现实主义。现在互联网非常下沉，那些网络的用户有自己的偶像、有自己对偶像的看法，我们在学校里待着是无法推测的。老人不会因为我们设计他们过什么生活，他们就过什么生活。
护工阿姨说，只有你们城市里的老人有养老问题，我们农村没有这个养老的概念。
中青报·中青网：那在新媒体时代，爱情、亲情、友情这些古老的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
张怡微：在很多人看来，我算是一个重度使用社交媒体的人。我用微博推荐我的书、我喜欢的书，推荐我的学生，推荐我们的专业。但是我很少会在社交媒体谈论爱情、亲情和友情。我只在论文、课程、专栏里，就文学作品、电影作品、戏剧作品，来讨论这些话题。我也不展示和更新与情感有关的任何生活。我觉得社交媒体是一个公共场域，它只是一部分的我、工作中的我。
当然我也知道，很多人会就合影、就@的对象做文章，蛮可笑的。亲密关系的难点，并不在于用什么媒介、什么频率交流；它在于，在重大决策时、利益可能受损时，我们该怎么谈判，该怎么预判风险。相处一直很好的人，有可能与我想法不一致，正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能看出这个人是不是可以跟我并肩度过人生下半程。
在这些关键节点上，社交媒体的作用不大，反而是古老的力量影响更大。当然时代会给我们一些新的话题，会给我们在灰度地带来更多的叙事空间。
我对传播学一直很有兴趣。本科时进了复旦哲学系，想转去传播系，他们没要我。这些小的情怀像种子一样，一直埋藏于我的精神生活中，可能到最近几年发挥了一些文学面向上的作用。
中青报·中青网：虚构的故事中感觉有你自己的影子，你的个人成长经历对写作有什么影响？
张怡微：多多少少有一些我看世界的眼光，但如果说是我自己的影子，那其实我小说里所有的女主人公，能力都不如我，我也过得比她们好——这对写作来说，是很遗憾的。困顿是生活日常，虚构写作却是可以借助可能的条件，活出生机、走出困局的。
我的个人成长经历，对我知识性的影响微乎其微。我的父母都是工人，我们家的书，是我从零到数千本自己买起来的。但我30岁以前经历的许多生活问题，例如家庭解体、亲眷矛盾、独生子女政策、出版合约纠纷等，当然是构建“我成为我”的经历，帮助我看到自己相对顺遂的成长道路中看不到的那些人。她们中，很多是弱势的人、被看漏的人——我是有可能成为她们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