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桌年饭，两地“乡”味

　　年一近，味道就先回了家。

　　车票还没订好，行李也没开始收拾，味蕾却已经提前“闹”起来。四川的辣香、湖北的清甜，在记忆里轮番登场，把“春节”这两个字提前唤醒。

　　我妈妈的老家在四川，爸爸的老家在湖北。对我来说，家的味道，从来不是单数，而是两种地域、两种性格，在春节这一时间节点上彼此靠近、交汇，泛出浓浓的“乡”味。

　　四川的年，是从灶台开始的。

　　腊月一到，厨房就成了家里最忙碌、也最热气腾腾的地方。红油在锅里翻滚，花椒和干辣椒被热油激得噼啪作响，空气里很快弥漫起一层呛人却令人安心的香味。妈妈说，这就是四川人的性格，一种毫不掩饰的热烈，也是四川人对“过年”的理解——要够味，要够劲。

　　姥姥家里掌勺的大厨是爱吃的二姨父。他切菜的动作很快，刀落在案板上，节奏清晰而笃定。泡椒、豆瓣、蒜泥、姜末，一样样铺开，像一场早已排练过无数次的演出。他不看菜谱，也不称量配料的比例，味道早就刻在了手感里。

　　年夜饭里，回锅肉几乎是雷打不动的主角。五花肉要先煮得半熟，再切片下锅翻炒。油脂被逼出来，肉片边缘微微卷起，混着豆瓣和蒜苗在锅里翻滚。香味从厨房一路溢到客厅，又顺着门缝跑到楼道里。

　　四川的年，总是热闹的。吃饭要七大姑八大姨一大家子围桌，夹菜不讲究分寸，说话声音此起彼伏，有时吵得脑仁作响。饭桌上，对“今天辣不辣”“这道菜盐重不重”的即时评判从不缺席。所有的情绪都被允许，也都被味道兜住。

　　湖北的年，则要温润一些。厨房里少了红油翻滚的热烈，多的是小火慢炖的耐心。

　　湖北人过年，讲究“炖”。莲藕排骨汤，是最具代表性的年味。排骨要焯水，莲藕要选粉糯的，轻轻一咬就能碎开，汤要慢慢熬出泛白的颜色，不能急。为一家子烧了一辈子饭的奶奶常说，汤不是“煮”出来的，是“等”出来的。灶上咕嘟咕嘟的声音很轻，像是在低声说话。汤色由清转白，莲藕的清甜一点点渗进汤里，排骨的肉也逐渐变得酥软。

　　湖北的年，更安静。爷爷奶奶退休前都是老师，饭桌上的话不多，却不显冷清。夹菜时，小辈会自然地先给长辈盛一碗汤；吃完饭，大家也不会急着离桌，而是慢慢坐着，说一些并不重要、却舍不得停下来的闲话。

　　如果说四川的年是“热闹地在一起”，那么湖北的年，更像是“安静地陪伴”。

　　小的时候，我并不理解这种差异。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四川的年才算真正的年。辣、香、热闹，像一场盛大的庆祝。而湖北的年，在我眼里显得有些“清淡”，甚至一度觉得不够热烈。

　　直到慢慢长大，才意识到，味道的背后，其实是生活方式。

　　四川的味道里，有一种直面现实的姿态。生活不易，就把味道做得重一些，把情绪表达得直接一些。辣，是对抗，也是一种宣泄。

　　而湖北的味道，更像是一种调和。汤不抢味，却包容万物；火候不急，却能把时间熬进食物里。那是一种不张扬却持久的力量。

　　爷爷曾说，湖北的菜，不只是给舌头吃的，是给身体和心一起吃的。那时候我不太懂，只觉得他说话太慢。后来才明白，他说的是一种生活的节奏。

　　这些年，家里的年味也在悄悄变化。

　　妈妈开始学着炖汤。第一次炖莲藕排骨汤时，她站在灶台前有些不安，总觉得“这么清淡，真的好喝吗？”父亲也开始接受麻辣。起初只是浅尝，后来能主动夹一块回锅肉，说一句“还行”。

　　春节的饭桌上，川味和楚味不再泾渭分明。红油旁边多了一锅汤，辣椒旁边摆着清淡的蒸菜。味道在交汇，习惯在调整。我渐渐明白，家的味道，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而是在彼此靠近中形成的共识。

　　春节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此——让散落在各地的人，通过味道重新找到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