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平台企业日渐成为数字经济时代重要的市场主体，并创造了全新的劳动组织方式和就业形态。大量青年开始通过这些数字平台，从事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时间、地点相对灵活的工作，这些青年新就业群体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

　　2025年9月，笔者所在团队在全国范围内针对平台青年劳动者进行了一次覆盖1401人的随机抽样调查。该调查显示，有51%的平台劳动者在35岁以下，平台劳动者具有显著的青年主导特征。下面，我们将对这部分青年劳动者的行业特征、保障水平和未来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

　　首先，平台青年劳动者集中在以脑力和创造性为主的平台。调查结果显示，在网约车领域或家政服务行业，青年从业者占比不到20%；在外卖骑手和快递员中，青年群体占比分别为66%和47%；但在直播、网文、在线内容服务等领域，青年群体占比超过了75%。这一结果表明，青年更多加入的是新兴的、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平台，其工作内容的创造性往往更强。

　　其次，追求自由和自主性是很多平台青年劳动者的从业动机。调查结果显示，当被问及驱使其选择这份平台工作的主要原因时，42%的平台青年劳动者认为是“追求更自由的工作方式”，而只有37%的平台中老年劳动者选择了这一选项，显著低于前者。与之相反，有13%的平台中老年劳动者认为，促使其从事平台劳动的首要因素是“在创业失败、家庭负债等生活压力下，为获得更多收入”，而只有8%的平台青年劳动者视其为首要推动力。

　　第三，平台青年劳动者社保缴纳意愿较强，但整体的社会保障水平有待提升。调查数据显示，有77%的平台青年劳动者明确表示愿意将当前工资的一部分用以缴纳社保，该比例与非平台青年劳动者的参保意愿基本持平。然而，只有22%的平台为该群体缴纳了养老保险，缴纳医疗和工伤保险的比例则分别为34%和36%。当然，很多时候，类似保险也会由第三方用人机构缴纳，但即使将这种情况纳入考量，同时拥有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失业5种基本社会保障的平台劳动者依然只有约17%（这一数据在非平台青年劳动者处为33%）。

　　第四，平台青年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整体有待提升。在职业技能上，只有30%的平台青年劳动者有相应的职业技术职称和技术等级资质，虽高于平台中老年劳动者20%的比例，但显著低于非平台青年劳动者35%的比例。在数字技能上，虽然平台青年劳动者的工作过程高度嵌入数字空间中，但其在运用人工智能设备、利用互联网解决工作和生活问题的能力上，均显著低于非平台青年劳动者。

　　第五，不少平台青年劳动者未来规划不明确，缺乏职业认同。60%的平台青年劳动者同意：“我只是通过这份工作所在的公司获得收入，不将其视作需要彼此负责的雇主”，而在非平台青年劳动者中，相应的比例只有不到50%。在问及未来1年和5年的打算时，仅分别有42%和33%的平台青年劳动者表示“现在工作不错，继续好好干”，其他劳动者要么对当下状况并不满意，要么打算随时更换工作。

　　针对上述状况，我们建议在“十五五”期间以青年友好型新就业形态治理为主线，围绕高质量充分就业、终身技能培训、劳动者权益保障和社会参与度提升等方向，形成更有针对性的政策组合。

　　第一，实行分类治理与分赛道支持。鉴于青年主要集中在以脑力和创造性为主的平台，应将强化平台劳动保障与完善新就业形态规范结合起来，重点治理超时在线、结算不透明、合同不规范等问题，同时为内容创新、版权保护等提供政策支持。

　　第二，以灵活的权益保障政策设计补齐平台青年劳动者社保短板。一方面，要提高青年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另一方面，也应给予劳动者自主选择的权利，使其可按照自身的风险偏好和职业周期对保险进行灵活化配置。

　　第三，实施平台青年劳动者技能提升计划。将职业资格、数字技能与人工智能工具应用培训打通，重点提升平台青年劳动者以人工智能赋能工作和职业发展的能力，健全终身技能培训和跨平台资质认证体系。

　　第四，切实推进平台劳动者社会融入。针对平台青年劳动者职业认同低、社区参与度不足的问题，一方面要推动职业整合，通过设置职业发展阶梯，建立劳动者与平台间的制度化沟通机制等方式，提升该群体的职业认同感；另一方面要促进社区治理精细化发展，设置弹性参与机制，如夜间时段、线上活动等，降低参与门槛，把平台青年劳动者的高意愿转化为真实的参与行为，提升其社会整合水平。

　　（何晓斌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赵青矣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何晓斌 赵青矣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3月11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