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赛时期”：青年对“何为自我”的根本性追问

　　近期，“奥德赛时期”（Odyssey Years）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叙事，引发了青年群体的广泛共鸣。“奥德赛时期”这一概念最早由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于2007年提出，用以指涉从青春期到成年早期长达10年的漂泊状态，其内核与社会学界“成年过渡期”“成人初显期”等学术概念存在深刻的互文性。值得注意的是，当“奥德赛时期”这一充满文学隐喻的概念被借于描述当代青年不断延长的成年过渡期时，往往与“阵痛”“迷茫”等负面体验相联结。

　　既有讨论多沿袭布鲁克斯关于“流动性”的视角，侧重于分析就业市场与社会结构的变动如何形塑了这一阶段的艰难与漫长。这种结构决定论的视角虽具解释力，却也存在将青年客体化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主体性和主动性。鉴于此，本文主张超越单一叙事，通过“自由”和“束缚”两个关键词来重新审视青年“奥德赛时期”得以生成的深层逻辑。

　　自由：青年自我探索的重要前提

　　心理学家杰弗里·阿内特曾提出“成人初显期”概念，即18岁至30岁被视为个体进行自我探索的关键阶段。不同于传统“受教育-就业-成家”的线性生命历程，如今一些年轻人在结束学业后，并未即刻步入既定的社会角色，而是转向多元化的自我探索，衍生出“慢就业”“间隔年”等新型社会现象。这些现象不仅是青年应对结构性压力的策略性反应，也更深层地折射出一种作为探索前提的“自由”状态。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自由并非凭空产生，而是由结构层面的个体化、观念层面的开放化以及资源层面的代际支持共同形塑而成。

　　首先，社会结构的个体化与高流动性为青年从线性生命历程“脱嵌”提供了客观基础。现代化进程极大地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促使青年大规模脱离原生地缘，从“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逻辑中抽离。个体逐渐从传统的血缘与地缘束缚中脱嵌出来，转变为独立自主、自我负责的原子化个体。这种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向，削弱了传统规范对个体的强约束，从而赋予了当代青年更为广阔的自由空间。

　　其次，观念层面的开放化与“社会时钟”的弱化重塑了青年的主观认知。随着“学习化社会”的演进，教育范式转向以学习者为中心，强调个体价值的实现，这极大地强化了当代青年的自我意识。与此同时，社会转型导致一些预设的标准化人生轨迹失效，传统的“社会时钟”对青年的影响日益衰退。社会对多元生活方式的包容度提升，不再以单一标准衡量个体发展。这种观念上的松绑，为当代青年进行长周期的自我探索提供了更多空间。

　　最后，资源层面的代际支持为青年的探索行为提供了物质兜底。笔者曾在《工作价值的追寻》中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使得当代青年成为“丰裕一代”，数据显示00后的资产积累显著优于前代。随着父辈养老金与资产储备的增加，代际支持模式由传统的单向赡养转向双向支持。这种“扶上马再送一程”的协同机制，有效缓解了部分青年的生存焦虑，使其有条件追求马斯洛需求层次中更高阶的自我实现。当然，也必须警惕这种自由的群体性差异。

　　束缚：青年自我探索的结构困境

　　然而，正如“奥赛德”所隐喻的，当代青年漫长的自我探索期也不乏“阵痛”和“迷茫”。这种个体化的生命体验，与宏观的社会结构紧密相连。如果说青年所享有的“自由”源于社会变迁所拓展的可能性空间，那么他们所承受的“束缚”则体现为外在职业意义的变迁与内在意义感建构困难的双重挤压。

　　外在束缚在于职业的嬗变。当前，关于青年就业的讨论多聚焦于竞争加剧等现象。若将青年在不同职业间的反复尝试视为其寻求自我价值的路径，那么职业本身的嬗变，则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结构困境。正如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在《没有面目的人》中所指出的，技能的异化将导致个体归属感与价值感的丧失。一方面，过度细分的分工将完整的工作流程切割为碎片化的任务，不可避免地消解了工作的整体意义。另一方面，许多岗位所需技能日趋简化，劳动者在短期内即可掌握，随后便囿于固有圈子，知识、经验与技能难以获得有效提升。当工作的自主性与技能的挑战性无法得到满足时，个体的才能便无处施展，自我价值便难以实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技术革命正在加速职业碎片化的进程。AI的普及可能使劳动者成为系统指令的被动执行者，其创造性空间被大大压缩。技能的半衰期相较于工业时代急剧缩短，迫使劳动者陷入“学习-应用-淘汰”的循环，这将进一步加速职业意义感的消解。

　　除了职业意义的消逝构成了外在束缚，对当代青年而言，更大的挑战来自意义感建构的内在束缚。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传统意义供给机制与新意义自主建构之间存在距离。在传统社会中，人生的意义往往由家庭、社区、稳定的职业生涯等外部框架预先设定。然而，在高度个体化、价值多元的当代社会，一些预设的意义框架开始失效，青年要“自己为自己创造意义”。可是，从出生到完成教育，青年生命历程中相当长的阶段，主要是在社会期待的主导性模式下被培养的，鲜有机会独立追问“什么对我最重要”，以及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建构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因此，当一些青年走出家庭庇护、需要独立进行价值判断时，便面临着“不明白什么对自己最重要”的窘境。在这一漫长且充满“阵痛”的“奥德赛时期”，青年不仅是在探索“什么适合自我”，更是在进行“何为自我”的根本性追问。

　　概而言之，当代青年的“奥德赛时期”呈现出一种自由与束缚相互缠绕的复杂状态，既非单纯的“负面叙事”，亦非片面的“个体化胜利”。凭借高度的能动性，青年正通过社群化探索与“先行动后意义”的实践哲学，将漂泊转化为成长的契机。因此，与其试图消除“奥德赛时期”，不如为青年的自我探索提供更好的社会支持。例如，高等教育体系应更早、更系统地培养学生对意义感的建构能力，而非仅关注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就业市场应尝试重塑工作的意义感，通过工作再设计、技能多样化等方式缓解职业碎片化带来的异化；社会保障体系则应进一步降低青年试错的后顾之忧，让“奥德赛时期”真正成为一段充满可能性的成长历程，助力青年完成属于他们的成年礼。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