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体系解决的是“有什么”的问题,而话语体系解决的是“如何说”的问题。学科体系的完备只是“骨架”的搭建,话语体系的确立才是“灵魂”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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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哲学社会科学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不断健全,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学术成果日益丰硕。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是:在国际学术话语权层面,“西方主导、中国相对失语”的格局尚未根本改变。打破这一格局,需要深刻的学术自觉。这种自觉,既要解决“用什么样的理论解释中国实践”的方法论问题,也要回应中国学术如何为人类发展作出独特贡献的时代命题。

  知识体系与话语权的内在关联

  哲学社会科学既是知识的生产体系,也是话语权力的建构场域。谁掌握了知识生产的标准、概念框架和理论范式,谁就掌握了定义“普遍性”的权力。长期以来,西方学术话语中的所谓“普世价值”“文明冲突”“历史终结论”等论述,本质上是西方特定历史经验的“地方性知识”,却被包装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这些概念被不加反思地用于解释中国实践时,削足适履便在所难免。

  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崭新道路。然而,也出现了西方理论无法适应中国实践、中国理论建设滞后于实践探索的局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没有主体性的学术,只能充当西方理论的“注脚”;没有原创性的知识,无法支撑起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

  因此,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不是学术上的“自娱自乐”,更不是简单的“另起炉灶”,而是在尊重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能够有效解释中国实践、回应人类共同问题的理论框架。这既是一项学术任务,更是一项政治使命。

  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逻辑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三个体现”的根本遵循: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这“三个体现”从不同维度揭示了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核心逻辑。

  体现原创性、时代性,要求立足中国实践提炼“标识性概念”。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脱贫攻坚、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等伟大实践,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蕴含着丰富的理论资源。问题在于,这些实践尚未被充分概念化、理论化,未能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话语。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首先要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实践为“研究起点”,从中提炼出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核心概念。

  体现继承性、民族性,要求以“两个结合”打通古今中西。自主知识体系不是凭空创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治理智慧,“和而不同”“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等理念,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完全可以成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资源。同时,我们也要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成果,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体现系统性、专业性,要求变“解释中国”为“重塑全球叙事”。长期以来,中国学者习惯于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这固然有其历史原因,但仅止于此显然不够。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不仅是解释好中国,更要参与全球知识体系的建构,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文明对话等人类共同问题上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关怀人类、面向未来”,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应有担当。

  多语种传播的能力支撑

  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与国际传播能力是一体两面。再好的理论,如果无法有效传播,也只能“养在深闺人未识”。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的国际传播面临双重困境:一是“说不出去”,学术成果多限于中文发表,未能进入国际主流学术平台;二是“说了传不开”,即便翻译成外文,也往往因话语方式和传播策略的错位而难以产生共鸣。

  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多语种能力和跨文化视野的支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要“懂中国”,还要“通世界”,既要熟悉对象国的知识传统和话语习惯,又要能找到中国经验与普遍关怀之间的对接点。近年来,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通过编写多语种教材,将中国理论、中国实践系统化地转化为国际可理解的学术资源;通过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深入了解不同文化语境中知识生产和传播的规律;通过推动中外学者合作研究,在共同议题中实现话语对接。这些探索并非个别机构的单打独斗,而是正在形成的一种学术自觉。这也表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在开放的对话中确立自身的主体性。

  话语体系转向的深层意涵

  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成效显著,但话语体系的建设相对滞后。学科体系解决的是“有什么”的问题,而话语体系解决的是“如何说”的问题。学科体系的完备只是“骨架”的搭建,话语体系的确立才是“灵魂”的生成。

  实现从“学科体系”到“话语体系”的深层转向,需要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从“引介西方”转向“创制中国话语”,不再满足于翻译西方理论,而是要敢于提出具有原创性的中国概念、中国范式;二是从“解释中国”转向“重塑全球叙事”,不再被动回应外部话语,而是主动设置议题、引导舆论;三是从“学术自娱”转向“服务国家战略”,让学术研究真正回应时代之问、人民之需。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为理论创造和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场长期的“学术征程”。它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集体努力,更需要一种“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定力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当中国学者能够用自己创造的概念和理论阐释中国实践、回应世界关切时,我们才真正拥有了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研究员)

管永前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5月18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