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三日》：一群年轻人的抉择

　　27平方米的会场里，20人出席遵义会议：他们大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年，平均年龄仅34岁。这些数字被记载于长篇报告文学《遵义三日》开篇的人物表上，那一年，毛泽东42岁，张闻天35岁，陈云30岁，博古仅28岁……

　　《遵义三日》今年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同名五集文献纪录片也于日前播出，胡松涛作为原著作者，担任该片文学指导。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他徐徐道来一段遵义往事。

　　胡松涛当了30多年兵，曾是天安门广场的一名哨兵，住在天安门后面的老房子里，从营房一出门就是天安门，抬头便是国旗和纪念碑。“我心里的祖国在那时变得具体。什么是祖国？这就是祖国。”

　　“‘读史’时，我们会不自觉地将历史人物与自己对照。当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读到青年毛泽东的经历，看到他如何投身革命、成就事业，回头审视自己，也能从中汲取‘向前走’的精神力量。”胡松涛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纪录片《遵义三日》近日播出，文献纪录片与报告文学在处理“真实”、还原历史细节方式上有什么不同？

　　胡松涛：纪录片有自己的“语言”，主要是镜头语言和画面语言，纪录片中穿插版画动画，还使用了30年前对老一辈革命家的采访影像。这些采访镜头原本由贵州电视台拍摄，保存在资料库里，经修复运用到此次成片中，把这段历史讲出了新意。毕竟遵义会议是一个“老题材”，无论用什么形式来呈现，讲述的都是那些故事。关键在于如何挖掘出更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把故事讲得更生动，更具现场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写《遵义三日》时，你是如何找到“现场”的？

　　胡松涛：以前，我读毛泽东转战陕北的故事，文章中说，毛泽东离敌人最近时，能听到敌人说话的声音，看到对面山上敌人的身影。我心想，这怎么可能，以为是文学的修辞。结果到陕北一看，的确是这样。陕北的山沟很深，从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两个人可以互相听见声音、看得见身影，但没有半个多小时，越不过两山之间的山沟。所以，后来我写《遵义三日》时，会特意到现场，看看土城战役、四渡赤水中，红军走过的长征路。

　　置身现场，能捕捉到很多细节，包括地形地貌，那里长什么树、开什么花。历史资料书上不会记载毛泽东走过的路上开什么花，但文学可以着笔描绘。我写遵义山上，红军四渡赤水时，“燕子喃喃飞来。黔北的天空响起一声春雷”……尽管细节是虚构的，但它符合历史的真实。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你如何处理《遵义三日》中真实与虚构的关系？

　　胡松涛：纪实文学、报告文学，要求历史的真实，这是作者需要牢牢把握的。真实建立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我写作《遵义三日》时面临的难题很多，比如难以通过采访获得一手资料，因为亲历者大多已经逝去，所以必须大量阅读，掌握史实。

　　既然叫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而非党史教科书，就得有文学的模样，需要文学的框架、文学的叙事、文学的语言。王蒙说过，同样一句话，他会从25种说法中找到一种比较恰当的说法。这句话太有意思了，他揭示出了文学语言的魅力。历史不能虚构，但作为文学有可以发挥想象力的地方，比如地形地势、气候、自然环境的描写。下了一场雪，如何描写雪景，是作家可以发挥想象力的地方。

　　人物形象和心理的刻画，也是文学可以着笔的地方。历史书不会写人物当时在想什么，但作为文学作品，为了更贴近事件主人公，恰当描述他的心理，能增加人物的立体感。此外，文学还可以将零碎的片段“缝合”起来。“缝合”需要把握度，紧贴事件和人物心理发挥想象力，但不能太夸张。使用太多文学手法，反而可能不真实、不可信。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你在作品中引用了毛泽东等人的诗词，这些诗词放在其中的意义是什么？

　　胡松涛：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部史诗，革命者是一群中国的先进分子进行的伟大革命。毛泽东的诗词紧贴人民斗争的实践，许多是在战争进程中第一时间写的，有鲜活的现场感。

　　毛泽东的诗词同时构成了革命史。他从秋收起义开始，一直写到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伴随中国革命的历程。秋收起义、第一次反“围剿”、第二次反“围剿”、第三次反“围剿”，甚至在第五次反“围剿”这一最不得志的时期也有诗留存。长征是毛泽东的诗词创作最集中的时期。像他这样一边打仗一边写诗，而且留下这么多经典诗作的诗人，历史上并不多。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创作《遵义三日》前，你已出版多部作品。你最初是如何接触到文学创作的？

　　胡松涛：我出生于中原大地，自幼在农村长大。小时候喜欢听故事，上中学后开始找小说读。（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书很少，一本书常常在村庄里被来回传阅。为了读《林海雪原》，我跑了十几里路去一个亲戚家借书。看书的同时我就想，自己要能写多好，萌发了创作的念头。

　　创作源于生活，我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是《民间的阳光》，写我在农村时听闻的身边事。我很感恩农村，当兵前我在农村生活了近20年。那段经历让我更了解中国的农村。油菜、玉米、小麦、高粱、芝麻、大豆……这些作物我都亲手种过，我了解农活、农民的艰辛，也了解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在农村生活时，我没有意识到它对我的影响；反而是离开后，我才逐渐看到自己性格中“土地”的底色。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你是怎么意识到“土地”对你的影响的？

　　胡松涛：离开农村后再回头看农村，我意识到人生的价值观、世界观都是在那里形成的，是父母、乡亲们教给我的。在农村，勤奋、坚韧、爱国这些品质，或许未曾形诸文字，却通过口口相传，一点点融进了我的生命。

　　后来有一天，闲来无事，我忽然想记录在农村生活时听到的谚语。我一边追忆，一边往笔记本上写，晚上数了一下，有400多条。其中有句谚语叫“一滴汗掉到地上摔成八瓣”，描述的是农民的辛苦劳作。这种语言不是文人在书斋里能编出来的，只有农民才能说出来。当兵以后，我阅读中国共产党史，看到一群农民如何一步步成长为红军、八路军。他们身上带着农民的气质，也有着农民吃苦耐劳的精神，可见“土地”的影响之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离开农村后，军旅经历给你的文学写作带来了什么？

　　胡松涛：我怀着文学梦，从军营的操场走出来，一头闯进文学的考场。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我想到一句话：国徽的中央是天安门，我在天安门前站岗。这种情感扎根在心的深处，滋养了我的文学情怀。我一直从事政治工作，关注党史、军史，因此对这些领域有所研究。见到这方面的书籍，我都会认真研读，如今已积攒了几千本。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你看来，当今青年为什么还需要了解遵义会议的历史？

　　胡松涛：年轻人无论身处什么时代，都在追寻意义。为什么要写历史？我希望让历史走进当下，把那个时代的精神传递给今天的读者。每个时代都有局限性，当我们的视野受限、感到迷茫时，可以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共产党人“讨论失败”、直面错误、自我革新的无畏勇气；毛泽东身处绝境、屡经挫折却永不言弃、绝不“躺平”的坚韧风骨；周恩来等革命先辈胸怀大局、自我批评、拥护真理、大公无私的宽广胸襟；红军指战员信仰如炬、不畏牺牲、百折不挠的大无畏精神……都可以成为滋养我们当下生活的精神养分。时代不同，但崇高精神是永恒的，年轻人可以从伟大的历史人物身上“接过”和“吸收”那个精气神，并将其融入当下的工作和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