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延安：青春何以“找到北”

　　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青年“去延安”是一个长盛不衰的学术话题。研究者关注到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陕甘宁边区“新世界”的有力吸引、中外进步人士的传播效应、左翼文化与抗日救亡运动的长期启蒙等因素。另外，正面战场的溃败与国统区的贪污压抑，青年的出路困顿，国民党封锁、扣留所产生的反向驱赶等因素亦有影响。

　　近年来，个人发展、家庭牵动、师友影响、婚姻纠葛乃至生命安全等微观因素被纳入研究框架。胡献忠教授编著的《去延安：让青春“找到北”》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将宏大时代背景与个体命运抉择结合，选取30余名赴延安青年代表，重点剖析他们的原初动机与艰辛历程、在延安的各项成长，并概述其之后的轨迹。该文通过全面梳理与重点着墨相结合、首尾呼应的叙述方式，为广大读者呈现了一部青年成长史。

　　该书将赴延安的青年分为五类，颇为巧妙，建构起新颖有力的研究框架。“青年学子”意味着去延安能解决失学问题，如方纪说“为了到延安上学”。丁玲是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周恩来欢迎她时提到“需要拿笔杆子的战士”，这意味着“文艺青年”在革命运动中大有可为。身份为“富家子弟”或出身于“官宦之家”的人在日本侵华背景下也可能求学无门，了解到红军的革命实践不再是小概率事件，这构成了很多青年去延安的动机，如从四川大户走出的石鲁。“海外青年”代表着海外爱国华侨对抗战的贡献，如黄人晓的父亲说“现在，共产党在抗击日寇，他们的主张和勇气让华侨看到了希望……你回到祖国，一定要去找共产党，去找毛泽东”，这实际指向两种道路的分野。不仅当时的青年属于这些“标签”，今日青年读到这些内容也能与之对照。

　　延安成为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是一系列因素合力的结果，全书对延安何以成为吸引青年强大磁场的核心密码进行了充分解读。能武能文的方纪先后参加“一二·九”运动、民族解放先锋队、十三军战地服务团、《救亡日报》记者等工作，最后经周恩来安排才赴延安。其履历贯穿着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兴起、全民族抗战防御阶段等不同时期，代表着众多进步青年的革命之路。诗人艾青赴延安途中，不仅要提前印制名片作为掩护，还要在皮箱里放着各种伪装备件。在蔡若虹的心中，延安的底色很快由“荒凉”变成“天堂”，之后他在大生产运动中参加开荒、纺线等活动，“其乐无穷”。这不仅是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过程，又是延安能够容留众多青年的物质前提。他们来延安后经过培养成为党造就的干部。如罗沛霖成为延安无线电通讯学校的教师，之后成为新中国无线电事业的重要奠基人；陈明经过延安的学习历练成工作多面手。“去延安”“在延安”和“延安后”的轨迹，不仅需要中国共产党的安排、培养，还有赖于青年的向往与奋斗。

　　该书通过对文献资料、已有成果的遴选、编写与整合，运用生动活泼、感染力强的叙述贴近读者，呈现给青年一部可信、可读的佳作。一方面，不论是30篇文章的题名，还是各篇文章内的节名，都颇有巧思。如《从“南辕”再“北辙”》呈现了奔赴延安的曲折之路，《云南富商之女的革命情怀》中“富商”与“革命”的张力明显，《从碧海蓝天到黄土高坡》映衬出生活环境、生活条件的反差。“七月里的石榴花”象征着张露萍牺牲的时间和对党忠贞的高贵品质。另一方面，该著文字流畅、引人入胜。如朱仲丽工作的边区医院，“不是高楼大厦，而是一排排的土窑洞。到了晚上，也不是电灯齐明，而是烛光点点”。郑律成表演时“脚儿还咚咚咚地敲鼓”，画面感很强。

　　总之，该书在研究框架、论证逻辑、语言文字方面颇有新意，在对丰富资料和前人成果系统分析的基础上，生动呈现了抗日战争时期一代青年“去延安”“在延安”和“延安后”的完整脉络和丰富图景。关注中国青年运动史的研究者和广大读者，都能从中获得启迪。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