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又回到中国青年报社来了，非常激动，非常高兴！中国青年报是我成长的摇篮，是我人生的大学，是我施展才能的舞台。

　　1953年6月，我刚刚18岁，既没有上过大学，也没受过任何新闻训练，就像大家今天这样听一次新闻课也没有过。当时，我只是青年团武汉市委的一个团干部。1953年报社要建立地方记者站，记者部主任丁望到武汉去找人，因为我爱写稿，团市委宣传部就推荐了我。那时的报社真是敢用年轻人啊，经过丁望面试之后，居然录用了我。大家看，这张照片是1953年全国第一次地方记者会的合影，这就是我。报社30周年曾展出这张照片，有同志看了笑说：“老郭，你那时候怎么像个小土丫头！”

　　我刚到中国青年报时不会写稿子，也不知道新闻工作怎么做，我是驻武汉记者。当时武汉市是直辖市。整个武汉市就我一个记者。那么大的武汉市，应该抓什么，写什么，怎么写？我一无所知。开头半年，我一篇稿子也没登。在记者的路上我碰过无数的钉子，摔过很多的跤，跌倒了，爬起来总结经验教训接着再朝前奔。我一次又一次的采访，一篇又一篇的写稿，就这样一个小记者，到34年以后的1987年，新闻界首次评职称，我评上了新闻界第一批高级记者。全国首批评出的不到两百名。不久，首届范长江新闻奖评选，我又评上了。从一个半年都登不出稿子的小记者到一个高级记者、一个首届范长江新闻奖得主，50年漫长而坎坷的记者之路，真是风风雨雨，丰富多彩，有许许多多用自己的汗水、泪水，用自己的脑汁、用自己的心血凝结出来的体会。今天，我想用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例，和大家聊聊。大家从我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记者的成长之路，奋斗之路，成才之路，看到一个记者的人生，从我身上，供大家选择自己的记者之路的参考。

　　今天，我准备讲四个问题：

　　一、记者要有一双时代的慧眼

　　这句话，是我走了许多弯路碰了许多钉子才体会到的。我1953年六月份调到《中国青年报》当记者，整个武汉市就我一个人，这么大一个地方到底写什么？

　　写什么的问题，是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头等重要的事情，也就是新闻价值的判断。但我当时并不懂，就知道写稿子。写稿子写什么东西？什么好就写什么。好的标准是什么？用什么来判断新闻的价值？

　　我1953年当记者以后，1954年武汉长江大桥就开工了，这是长江上第一座桥。我作为武汉记者就去了。报社要求很深入，不是像现在坐小汽车住宾馆。我去了以后，住在工地工棚里头，在一个楼梯底下的小板房里搭了个通铺，还有另外一个实习生一起住。

　　现在我们的记者出去，常常是主任告诉你去采访什么题目，再就是企业邀请，可是我们当时要自己找题目。武汉大桥工地上那么多工人都很不错都很积极，写谁呢？后来我看有个工人叫李佑白，就叫小李吧，他是个桩吊工，打桩的。一座桥要打许多桩，然后用混凝土围起来就是桥墩。我看这个人挺积极，准备写他。

　　我就老跟着他，他上班我也去，他上夜班我就在下面蹲着，帮他递把钳子，送上个扳手。他下班我跟他一起回工棚回家，收集了他很多材料，回来写了篇稿寄给报社。过了些时候报社告诉我说你那篇稿子枪毙了。

　　后来大桥工地来了个人民日报的大记者陆灏。他后来是复旦新闻系的主任，现在退休了。他比我个大，干部也大，记者也大。我那时小，赶快去请教他。把我在工地收集的材料都向他谈了，其中谈到了和我一起睡的那个叫小陈的实习生。

　　过了不久，他发了篇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标题是《初到工地》，是写这个实习生的，里面把我也写进去了，说小郭怎么怎么。这件事引起我的深思，我想，我来了那么久，和小陈睡在一个通铺上，陆记者刚来几天，情况还是我介绍给他的，为什么他写的稿子登了，我写的稿子反被枪毙了？我当时写这个小李，小李这个人到底好在哪里，为什么我要在这个时候宣传这个人，小李和这个时代有什么关系？我的脑子里根本没有想这些问题。而他写的那个实习生，他选的那个人跟那个时代关系很密切，五十年代初，提出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相结合。小陈是个实习生，刚刚到工地，向工人师傅学习，进步得很快。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个人物，正好打中了时代的热点。我明白了：作为一个记者，并不是所有的好人任何的时候都可以拿到报纸上来写的。一个记者要经常研究这个时代，要把你写的人你写的事放到时代的秤上来称一称，看看你写的这个人这件事有多大的新闻价值。这一点对我教训非常深。记者要有一双时代的慧眼，心中要有一杆时代的秤。时代的慧眼也不是永远不变的，它根据不同的时代要不断发生变化。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就比较注意这个问题。

　　“文革”中我们中国青年报停刊了。“文革”以后，1978年中国青年报复刊，让我专门报道科技。当时我想写一个人。写谁呢？科技界这么多人写谁好？我当时就选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数学家张广厚。他现在已经病逝了。为什么选择他？因为我了解到当时的思潮是这样，有一批老青年觉得文革时没上好学，四人帮耽误了我们的青春，现在努力已经晚了。另外一些较年轻的青年人感到有奔头了，都想成材，但是成材要走一条什么路？张广厚的经历正好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张广厚是一个矿工的儿子，上小学时由于家庭经济困难，经常出去捡煤核，没念好书，解放后去考中学，数学考不及格，没有录取。他没灰心，又非常勤奋地学，天不亮就去补习班。后来考上唐山中学，很快成为唐山中学的数学尖子，接着，又考到北大。北大数学系非常有名，你那个唐山中学的尖子算什么，北大全是尖子，头一次数学测验得了两分，五分制，两分又是不及格。他还是不灰心，又非常勤奋地学，除了老师讲的搞清楚外，当时有本很著名的习题集，他就一题一题挨着做，一直做了三千题，一下子又成了北大的尖子，毕业以后他跟杨乐到了数学研究所，后来在函数值分布论上做出了具有国际水平的成果。张广厚从一个数学不及格的人到做出具有国际影响的成就，他走的是一条勤奋成材的道路。这篇通讯登出来以后在青年人里头产生很大反响，很多青年把这个报纸放在枕头底下，家长也喜欢，青年从中找到了成材之路，张广厚数学不及格也能做出成就，他们现在努力也不晚。不久，中国青年报社拿这篇文章参加了墨西哥国际征文比赛，获得金质奖章，后来同事们开玩笑叫我金牌记者。从这个事情上看，你写的东西必须是时代的热点，对时代有影响的，这个时代才会欢迎你。

　　那段时间我连续写了好几个青年科学家，包括杨乐、史丰收、温元凯等等。写杨乐，从小就非常有理想，他想，数学定理怎么都是外国人发明的、用洋人的名字命名的？难道中国人就不能创立定理？通讯写他怎样把理想变成了现实，题为《把五星红旗插上科学之巅》。温元凯当时是中国科技大学的老师。他三十几岁评为教授，题目叫《高于一切的追求》，他把科学当成高于一切的追求。当时青年都希望成材，这批人给青年指出了一条勤奋成材的道路。

　　新闻价值的判断非常重要。有的人就问，到底怎么判断？有的人这么说：中央一级的事就登头条，省一级的就下一条，市一级的就再下一条，乡镇一级就再小一点。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认为不是根据人物的大小来判断。我的稿子里很多都是非常小的人物。我在科技日报的时候，有一次报道一个全国颁奖大会，他们给了我很多获奖者的材料，其中有专家、有教授，我却选了一个非常小的人物叫杨建秋。他不是什么科学家，而是个高考落榜生。我写了一万字，科技日报用头版一个整版刊登。

　　杨建秋高考落榜以后，买了很多科技书籍学习给果树剪枝。他是太行山地区的人。他的家乡非常落后，果树长年不剪枝。他学习技艺后，首先把自己家里的柿子树剪了一遍。邻居惊叫道：“快来看哪，建秋把树剪成和尚头了。”他爹气得痛打他一顿，把他的科技书都扔到灶坑里烧了。秋天，他家的树挂满了柿子。他爹乐极了，把卖柿子的钱给了他一小半，说：“建秋，爹对不起你，错怪你了。这些钱拿去买书，好好学，把咱家搞好了，给你娶个媳妇。”

　　后来，邻居都来请他剪枝，他们村富起来了，县富起来了。他又到最穷的县去剪，这个县当年就改变了面貌。他刚来这个县时，他问老乡，你们这儿为什么这么穷？老乡说，我们财神没供好。富了后老乡说，上级以后就甭给我们派这派那，就给我们派两个像建秋这样搞星火技术的来，他就是财神！所以这篇稿子叫《星火财神》。稿子见报后，《人民日报》转载了半个版。后又选入高中语文参考教材，不久，杨建秋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

　　我当时是怎么判断它的新闻价值的？我听过宋健同志的一个报告，其中说有一道严峻的算题，分母就是八亿农民。农民穷的问题不解决，国家搞得再好，这么大分母一拉就下来了。要让农民富起来不能靠钱三强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下去。靠谁呢，就靠像星火财神这样的知识青年，高中生，懂一点文化，到农民里去推广科学技术。有这样一支大军，农村就能依靠科技较快改变穷面貌。

　　我这篇通讯登了以后，河北的省委书记就非常生气说，咱们河北的人，河北怎么没有宣传？你们把科技日报登的文章统统给我转载。其实，河北已经登过了，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弄清他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有的登五百字，有的登八百字，写什么呢？写柿子丰收了，我还苹果丰收了橘子丰收了呢。他们没有提高到这么一个高度——科学技术能够魔术般的使穷汉变成富翁。所以我说新闻价值的判断不是以人物的大小来判定的。一个高考落榜生，比教授比院士能力小，但是他对人们的启迪意义却更大。

　　从张广厚、杨建秋报道的事例可以看出，判断新闻价值的标准是时代。时代对你报道的人和事是否关心，是否是时代的热点，能否回答时代的提问，对解决时代困惑的推动作用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