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写人物的核心在于写神

　　1、 写人物写什么？

　　——不是罗列好事，而是写神。

　　写人物写什么？从报刊上发表的人物通讯看，大都是写这个人物的成绩、壮举、做的好事；写这个人物的故事，他做出成绩的过程。我认为，我们首先要在观念上明确，写先进人物不是罗列他做的好事，核心是写神。

　　一些记者在写先进人物时，常常以为，好事写得越多人物越先进。我数过一位记者的来稿，列举了39件这个人物的好事，结果，读后并不感到人物怎么好，好事一件也没记住，稿子也没刊登。

　　我认为，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好事不在多，有神则灵。我写人物，不去罗列人物的好事，而是着力刻画他能够做出好事的精神风貌，产生好事的源泉，也就是他的神。

　　比如，我写科学家，不着重于写他做出科研成果的技术过程，而着力刻画他先进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以及他的人生追求、人生道路、人生哲理，去写产生这些好事的源泉。

　　比如我写桥梁专家茅以升——《人生当架几座桥》，并不是写他修桥的过程，而是通过三座桥(即三个小标题：架起知识的大桥、架起奋斗的大桥、他就是一座雄伟的大桥)，写茅老“愿以我生化作桥”“人生当架几座桥”的人生追求、人生哲理、人生道路。所以，当我写好稿件送茅老审阅时，他刚一听“人生当架几座桥”这个标题，就连说了三个好！好！好！可能，因为他感到文章抓住了他一生的追求，也就是写出了他的神吧。

　　我的文章一开头是这样写的——朋友，你架过桥吗，在你的一生中准备架几座桥，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一生架过许多桥，有物质的桥，有精神的桥，他就是一座雄伟的大桥。

　　对于桥，茅老有深刻的理解。他不仅停留在架物质的桥上，他把教好学生，搞外交，给朋友办事等，都看成是架桥。我今天到这儿讲课，我也在架一座桥。希望用我做记者的经验教训，帮助大家成为一个优秀的记者。

　　又比如关于张海迪的报道，各报刊登了很多，一些报道罗列了许多张海迪为群众治病的好事。我写的长篇通讯《生命的支柱》，没有罗列她干的好事，而是着力刻画这个三分之二躯体失去知觉的残疾姑娘，靠什么支撑着自己的生命。

　　关于她在农村为群众治病的事，我没有罗列她治好了张三、李四的病的先进事迹，而是生动细致地写她和小孟方的友情，后来小孟方得了病，由于农村医疗条件太差，她亲眼看见这个可爱的孩子死去。她就奋然学医，为群众治病。在一万多字的篇幅里，我仅展开写了她为耿大爷治好瘫痪的腿这一件事。写这件事也不是仅停留在她做的成绩上，而是写她通过这件事，懂得了“给别人带来幸福，就是自己最大的幸福”。用这些典型事例，写张海迪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她怎样懂得了自己虽然残疾了，但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2、怎样表现人物的神

　　——真实可信。先进人物是人，不是神。

　　有的记者也知道写人物要写他们的思想风貌。但是，他们误以为那些高调的政治语言、空洞的政治口号就是“思想高”，就是神。所以，常常写出来的人物让读者感到不真实，不可亲，不可信。

　　我在采访张海迪之前，就曾经听人传说她自杀过。正式采访她时，我赶到山东聊城她的家，她出去做报告了，晚上回来很累，没正式谈，我只听了听她作报告的四盘录音带。整个报告让我最震撼、最感动的，是她谈自己自杀那一段。我想，可是她自己在报告中都公开讲了，而且非常感人，为什么过去报道张海迪的文章中从来没人提到呢？过去，人们认为自杀是不光彩的事，共产党员自杀，就会被指责为叛党。作为一个先进人物，怎么能有自杀的经历呢？！我认为，作为张海迪这样一个重残的姑娘，离开了她熟悉的尚楼村，新来到一个城市，一切都是生疏的，想上大学，因为重残不可能；找工作吧，学画不行，学音乐也不行，干什么都没人要，“那么多好胳膊好腿的人都还没工作哩，你一个残疾人还想……”“冷，彻骨的寒冷。海迪的心冻僵了！为了找工作，她遭冷遇，受歧视；为了找工作，她乞求，她呼吁。她的心在呐喊：人们啊，我虽然失去了双腿，但我并不比你们低一等……我不是为了饭碗，我要的是工作的权利，是为社会做贡献的机会啊！这撕心裂肺的痛苦，超过了任何一次大手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海迪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

　　我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都是有优点也有缺点的。特别是青年人，常常是在不断克服缺点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写了先进人物的缺点，并不等于这个人物就不先进了，相反，如果处理得好，更能增加他真实可信的程度。像张海迪这样一个高位截瘫的病人，在四处找不到工作，想为人民做点事情都不能办到的情况下，产生自杀的想法和行为是很自然的，人们不会因此而谴责她。写了这段只能增加人物真实可信的程度，而不会有损先进人物的形象。同时，写张海迪战胜悲观情绪，认识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坚定了自己的人生信念，这对广大青年，特别是从“文革”中走过来的，饱经挫折的80年代初的青年，更有针对性。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决定要写这一段经历。

　　稿子登出后，读者反映验证了我的判断。清华大学有一读者写信来说：“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读完了《生命的支柱》。……对我感触特别深的一点是，像张海迪这样80年代的雷锋式的战士，也曾动摇过，犹豫过，甚至竟走到了生命的边缘。它使我感到，张海迪同志的事迹可歌可泣，但，她也是人，也是我们中的一员，甚至她还有缺点，还动摇过……”

　　许多读者也像这位读者一样，他们来信和当面对我说，《生命的支柱》最使他们感动的，正是张海迪自杀这部分。这部分使人感到张海迪不像以前宣传的英雄人物那样高不可攀，使人感到不真实、不可信，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活人。张海迪也有过挫折、动摇。她是一个真实的活人。可信、可亲、可学。

　　在写先进人物时，常常有一个误区，把先进人物写成脱离现实、高不可攀的机器人。我体会，先进人物和我们一样，是活生生的，现实中生活的人。他也有喜怒哀乐，也有七情六欲，有优点也有缺点。只有这样的先进人物，人们才会觉得他是真实的，可信的，才是可学的。先进人物是人而不是神。

　　“神”，不是靠空洞干巴的政治语言来表达的；“神”，是靠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事实来体现的

　　要写好人物的神，不是靠记者拔高人物的思想境界，用记者干巴的政治语言，或用人物空洞的政治高调来表现，而是靠记者深入采访，挖掘出有血有肉的事实来体现的。

　　比如，《社会主义的乳汁》这篇通讯。社会主义优越性是最容易写得政治化、枯燥干巴的。可是，在我这篇万余字的文章里，没有一句社会主义如何优越的政治语言，而是用一些同学间、病友间、亲人间的关爱、友情、亲情的感人故事，表达刘玲这个十几岁的姑娘，身患癌症还努力学习、关爱病友、热爱生活的感人精神。在读者中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这是记者硬加多少政治高调也不可能取得的效果(此文在关于采访的部分中已详谈)。

　　又比如，1998年我采写的通讯《基石》。这是写新疆农科院育种专家吴明珠的。吴明珠是袁隆平的同学，解放前就在西南农学院学习，毕业后分到中共中央农村部工作，她却坚决要求支援边疆。到新疆后，当过吐鲁番地区的专员，她辞了，要去种瓜。官啊，名啊，她统统不在乎，就是要去搞科研。后来在新疆农科院专门从事瓜的育种工作，受的苦就太多啦。她心里啥也没有，就是有瓜。她会跟瓜说话。她六十八岁了，丈夫病逝，儿女远离，一个人孤寂地待在新疆研究瓜。她收集整理、提纯新疆优秀的农家甜瓜品种，培育出二十多个新品种，被誉为新疆甜瓜品种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我在乌鲁木齐农科院采访了两天，又跟随她一起到吐鲁番她的实验基地采访了十多天，还跟她一起在瓜地里劳动，采访，观察，体验。那是在授粉季节，她趴在地上授粉，一株一株给花授粉，一个个填写着记录。她的蹲功非常棒，我跟着蹲了一会儿就受不了。她一直蹲着，从早上七点多就去，晚上十点多才回家。吐鲁番是有名的火焰山，那些年轻人都中暑了，她就能行，练出来的。

　　她天天忙着在瓜地里授粉，根本顾不上和我谈。我找她在吐鲁番的同事朋友都谈遍了，大约十多个人，一直到她授完粉了，才来和我聊。谈了几天，最令我感动的，是她和她爱人的一段事。他爱人叫杨其祐，是五十年代的研究生，研究小麦的，在学校时跟袁隆平睡上下铺。他英文好，俄文也好，知识很丰富，老乡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洋博士。他在新疆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包括生命。我写的这个稿子取了《基石》这个标题。她和她的丈夫，是我们共和国的基石。

　　我把小样寄给新疆农科所，他们觉得写吴明珠的成就不够，写了那么多她丈夫的事情，没有必要。我坚持。我认为，从她和她丈夫身上，反映出这一代人对共和国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他们是共和国的基石。同时，吴明珠能做出这样的成绩，没有他丈夫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为了事业吴明珠牺牲了很多很多，最大的牺牲是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后来吴明珠在电话里也要我坚持自己的意见。稿子出来以后，影响很好。宋健同志读后给我的一封信是这么写的：“细读《基石》，我也流下了眼泪。吴明珠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位女杰。她的追求她的成就她的奉献和品德，是我们时代的骄傲，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她应该得到中国科技界的崇敬，得到人民的热爱。我们共和国正是由吴明珠和杨其祐这样的基石铺垫起来的。这个话很贴切，我想再加一句：共和国能有今天的成就，人民生活能有今天，是吴明珠和杨其祐这样的科技工作者用他们的智慧、汗水、生命创造出来的，有机会请你转达我们对她衷心的敬意和问候。”宋健又把它批给工程院几个副院长看，批示说，请大家认真读一下，我们要面对的一批工程技术员，就是像吴明珠这样的。后来，吴明珠当选“工程技术人员十杰”，去人民大会堂作报告，她一边讲，上面下面的人都感动得流泪了。

　　此前，新疆农科院曾为吴明珠三次申请评院士，都没评上。实际上，她非常有成就，干得好，但她这种人跟袁隆平一样，没时间写论文，整天在地里育种。宋健同志知道吴明珠当选院士后，他先叫秘书给我打电话，又亲自写信。信上说：“你为吴明珠同志事迹传播倾注了心血。《瓜之甘甜苦中来》一文(郭为吴明珠写的发言稿)生动活泼，浸透了爱心。若世上有乐为人梯者，郭梅尼当为第一人。经十月二十日选举，吴明珠正式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向你致以衷心的感谢，并向她转致祝贺。”在我报道吴明珠之前，整个新疆地区没有一个院士。吴明珠被评上院士，是新疆零的突破。

　　在这篇一万多字的通讯里，我用许多生动感人的细节，刻划吴明珠和她丈夫杨其祐这两个在戈壁滩上奋战了几十年的知识分子，为建设边疆贡献了智慧、汗水、心血甚至生命。通讯中不仅写了他们的事业，也写了他们的恋爱婚姻，他们的夫妻生活，他们的内心世界。

　　杨其祐是五十年代的研究生，当时可谓是凤毛麟角的珍贵人才。他却来到新疆鄯善县农机站这个“小庙”工作。他知识非常丰富，英文俄文都好，被群众称为杨“博士”。

　　文中写道他们的婚姻：

　　谈起他们的结婚典礼，更是充满情趣：

　　“1958年春节，杨其祐从乌鲁木齐坐车来到鄯善县，我在县政府向同时借了间房，就结婚了。当时什么也没有，窗帘、桌布都是借的，我们只买了50块钱的糖。晚上，我们同事老王站在十字路口上喊：‘吴明珠今天晚上结婚，请你们去吃糖……快去吧。吴明珠今儿晚上结婚了，在县政府……’县委的人都来了，又唱又闹……”回忆起这段往事，吴明珠变得那样年轻，就像当年那个梳着两条大辫子的姑娘一样。

　　“老杨拉二胡了吗？”我们问。

　　“你们怎么知道他会拉二胡？”她更加高兴了。

　　“人们都说，你们俩总是他拉二胡你唱歌，一个拉得好，一个唱得好。”

　　“是的。在学校时，我们就是这样，我们俩还下象棋。他下得好，我下不赢就耍赖皮……”说着，她笑了，笑得那样调皮，那样天真。

　　“结婚那天晚上，他唱了一首歌，我唱了一首歌。他唱的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我唱的是什么，我早已忘了。”那嘹亮而又富有韵味的歌声总是回绕在她的心间。她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啊！

　　“第三天，我要下乡。他带上一包糖，便回乌鲁木齐去了。”这就是他们的结婚典礼，这就是他们的新婚生活。这就是他们抹不掉的记忆。这就是闪耀在那一代人身上的光辉。  

　　通讯中描述了他们的夫妻生活：

　　杨博士没有什么财富，主要财产就是书。人们说，他的钱都买了书，没钱买书架，就用土坯垒书架。一层土坯上架块木板上面放书。一层又一层，满屋都是书。对吃穿，他全不在意，塑料凉鞋的鞋带断了，他就用根绳子系上；棉被洗了没缝，他就盖棉絮过夜。当时生活很困难，饿了他常常冲点爆米花当顿饭，喝点酱油汤当菜……许多人惋惜地说，他如果生活上在意一些，也不会把胃搞得那么坏。后来也不会得胃癌啊！

　　吴明珠把一切都归罪于自己，她非常悔恨地说：“都怪我，我老下乡，没照顾好他。有一次，我下乡一个月没回家，回去看见家里那么多酱油瓶子，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还笑嘻嘻地说，酱油有营养嘛！看来，他是很久没吃菜了。”

　　其实，吴明珠怎么不心疼她的老杨呢？！一次，她捧着一个哈密瓜，穿过大戈壁，自己渴得要命也舍不得吃，就为了让她的老杨尝尝这甜如蜜的瓜啊！

　　“他对我是挺照顾的。”吴明珠总是回忆丈夫的好处。“我下乡，他炒上咸菜，托人捎给我。那时，生活比较困难，他老是把好东西留给我吃。他常常把面条擀出来，晾干，等我回去就下面吃，还把萝卜丝切得细细的，一会儿叫我拿酱油来，一会儿叫我拿醋来。我说，你作个饭我得坐上飞机跟着你跑啊！”这些艰苦而又充满情趣的夫妻生活，每一个细节都是那样让人难忘啊！

　　“他对我的工作特别支持。他很用功，看的书多，外文又好。看到学术刊物上有关的资料，就给我录下来，翻译出来。他帮我出点子，买有关的书。有时，我因为一些事分不开身，就打电话让他帮我去授粉，做杂交，有时要跑七八十里，他也二话不说……”

　　杨其祐病危弥留之际，他们夫妻内心世界的碰撞，更是感人至深，将通讯推向高潮。

　　由于过度劳累，新疆的生活又太艰苦，吴明珠的丈夫杨其祐得了胃癌。吴明珠把一切都归罪于自己，认为“都怪我，我老下乡，没照顾好他。”

　　我一直陪着他。他非常痛苦，可是，再疼，他当着我的面也不表露出来；我心里再难受，当着他的面，也从来没流过泪……到1986年4月，他就起不来床了……我把他送进了中山医院。我想，住在医院里可能还有点希望吧！

　　我天天在医院里陪他，照顾他；他一会儿也不愿离开我。女儿刚刚替换了一会儿，他就说，去叫你妈妈来……就是这样，他还要支持我的工作。他劝我：“你那儿工作放心不下，能回去一下，就回去吧，回去了再来嘛……”我怎么能走呢！

　　有一天，他笑眯眯地用手指比划个三给我。我问他，这是啥意思？他说，三连贯嘛！我恍然大悟，原来指我育出的三个优良品种：含笑、火洲一号、伊选。我说：“我的成果，一半都是你的。”他笑了。

　　是啊，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共同的理想。吴明珠一语道出了真谛。

　　我总觉得他这一辈子,　我没照顾好他。在最后的时刻，想把自己遗憾的事对他讲出来。

　　“嗨，我们在一起生活30年了，你还没说话，我就知道你要说什么。别说了……”

　　“我……没照顾好……你……”我憋不住，终于说出了心中的悔恨。

　　“两人在一起生活，说不上谁照顾谁，互相照顾嘛……”

　　“听到他这句话，我如释重负，多少年的内疚一下全解除了。”吴明珠深深地喘了一口气。

　　爱得多么深啊！爱是给予；爱，是没有斤斤计较的。

　　“你要好好休息，好好吃饭。”弥留之际，他总是叮嘱妻子。他……不能再照顾她了……还有，两个孩子大学还没毕业，经济上的负担还很重。事业和家庭的重负，全部落在他瘦弱的妻子一个人的身上了。……

　　“你到新疆来，没能发挥你的才能，你不后悔吗？”我问他。

　　“我无怨无悔。”

　　无怨无悔”。杨其祐答得多么好啊，怎么才叫发挥才能呢？只有当官、出名、发财才叫发挥了才能吗？官、名、钱，杨其祐全没有。但是，他给新疆人民播撒了知识，播撒了科学。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感到足矣！

　　听说杨其祐病重了，吐鲁番的同志们，新疆农科院的同志们，纷纷派代表到南京来看望他，一些维族同志写信来慰问他。吴明珠一封封地给他念。吐鲁番的一位维族干部在信中说：“虽然我们是不同民族的人，但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

　　杨其祐的泪水涌出来了……

　　新疆人民承认他，维吾尔族兄弟承认他。他播撒的科学文化，在新疆大地上开了花……

　　临终那天晚上，同志们让我回去休息，儿子守着他。

　　我走进他的病房，走到他身边，对儿子说，你让我给你爸爸洗最后一次脸吧……

　　“他本来已经停止了呼吸，听见我的声音，眼睛突然睁开了……儿子抹都抹不下去……他不想死……他舍不得离开我，舍不得离开孩子们，舍不得离开生他养他的土地……他还有很多很多工作要做……他多想活着啊……”

　　吴明珠的声音低沉得不能再低沉……

　　夜，寂静得不能再寂静了……

　　我们仿佛又听见那嘹亮而又富有韵味的歌声：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

　　红旗公社清凉的渠水流淌过来了……

　　“……”念国际音标的朗朗声，又在这边陲小镇夏夜的星空回荡……

　　杨其祐走了！

　　一个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一个五十年代的研究生，一个博学多才的“洋博士”，用自己的汗水，自己的青春，用自己的心血，自己的生命，在新疆大戈壁上播撒知识，播撒科技，临终时，他没有官衔，没有职称，年仅57岁……

　　杨其祐的死，给我们留下多少悲痛，多少遗憾，多少深思啊！

　　“火化以后，我把他的骨灰埋在江苏省农科院。五天以后，我便回新疆农科院，很快就到海南岛干我的工作去了。从那以后，我更加发奋工作，每年搞三季育种，吐鲁番——海南岛两头跑。我觉得，我一个人应该做我们两个人的工作才对得起他，对得起热爱我们的新疆人民。我不停地工作着，不愿意回家。忙起来，我就把什么都忘了，闲下来，就想起了这些往事……”

　　听完了吴明珠的故事，我们更加了解吴明珠了。我们深深体会到，人生要能结出几个瓜，需要做出多大的牺牲，付出多大的代价啊！

　　吴明珠、杨其祐是一代建设新疆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是我们共和国的基石。他们是那样坚硬，那样朴实，不图名、不图利，踏踏实实地把自己压在最底层。我们年轻的共和国，正是一块块像吴明珠、杨其祐的基石铺垫起来的；我们现代化的共和国，正是靠这样一块块的基石铺垫起来的。

　　我给你们念这些，是要说明，你想写出人的精神世界和人生追求，光有空洞、干巴巴的话是不行的，必须要写到让人家看了以后能感动。不少人当时看了我这篇文章，包括宋健同志，都流泪了。我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说“老郭，我读了稿子是泪流满面啊！”

　　我之所以引了这么多原文，是想让大家看看，“神”就是通过这些细节表现出来的。而这些感人的细节，没有深入的采访，没有记者与采访对象的思想交流、感情交流，他是不会和你谈的，也是谈不出来的。

　　稿子刊登后，吴明珠写信给我说：“我十分敬佩你的人格魅力。本来，我对记者总是保持距离的，可是，在你的面前，就像见到了老朋友一样，向你敞开心怀，无所不谈。我认为你是用心去理解别人的，所以就能和采访对象心连心，而且，你总是从精神世界去描述一个人，而不是吹大话。本来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科技人员，由于你的理解，才把文章写的这么动人。如果你本人没有崇高的人格，是无论如何写不出来的。”

　　关于怎么写的问题，方法还很多，比如宏观和微观的结合，现场材料和背景材料的结合，画龙和点睛的结合，小中见大，平中见奇，感同身受都是好的手法。比如结构，思想线与过程线的问题，一般写通讯都是用过程线来结构，表现精神风貌是思想线，这都是很值得探讨的表现方法，线的问题和结构的问题我希望你们可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