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特稿】：老腔

    尘封的剧本和皮影

    这次电视台来采访，10多名老腔艺人聚在一起排演老腔，摄像机显眼地架着，村子里却连一个看热闹的都没有。搁在以前，这是不可想象的。

    当时村子里几乎“人人都会唱几句”。一唱起来就会有人扎堆儿。夏天晚上没事的时候，几个人凑在一起，谁要起哄说整上一段，就会有人唱上那么几句。张四季为此还得到过几包烟的奖励。他每唱上一段，就会有人给他买包烟。

    名震一时的老腔艺人张全生的故事，如今即便在双泉村也鲜有人知道。上世纪40年代初，有人来请张全生的戏。他因家里遇事不想出门，就借口没有柴烧了，自己要去打柴。对方听后，竟用3头骡子将柴从70里外送到张家。张全生不得不连夜兼程，赶到对方家里唱戏。

    老腔艺人中还流传一个故事。民国时西安城中有人请老腔艺人唱戏，同时还请了唱别的戏种的几个戏班子。晚上“对台”时，老腔皮影戏台前的人寥寥无几。但老腔一出，马上吸引了很多人过来。后来人越聚越多，致使戏台前不远的一堵围墙都被挤倒了。

    “那时看戏的人很多。有的人甚至要跑几十里路跟着看。有时一本戏唱完，台下的人还要求多唱几个折子戏。”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张喜民笑出声来。

    张喜民保留有50余本剧本。这些剧本被裹进包袱，放在电视机下的一个柜子中，现在很少拿出来。他的班社活跃时，他出门总要带上这些剧本，唯恐事主家点到自己不熟悉的戏。其实，他不看剧本也能唱出十多本戏。

    现在，他几乎连一本也记不全了。跟着党安华跑东跑西，他用不着费神记剧本。即使是排演传统段子，也只用其中的一小部分，每个长度不过几分钟。

    他们的父辈、祖辈，视剧本和皮影为宝贝。那是他们的饭碗，丢了这两样，就等于砸了饭碗。

    民国时的老腔艺人张玉印患病求医，对外称能治好他的病者，将获得全部的老腔剧本。一人将其病治好后，张玉印又生反悔。次年，张玉印在一个村子演出时，治好他病的人跟随而至。趁戏演完拆台子之时，此人接住了从台上递下的剧本包袱逃走。报官后，张玉印才追回剧本。但此期间，戏本已被人誊抄一遍。至此，老腔广为流传。

    “文革”期间，双泉村的老腔艺人为保存剧本，颇费心思。张喜民的父亲偷偷在祖坟旁挖了一个洞，将装有剧本和皮影的戏箱藏在洞中。有时半夜三更，他还会起床到坟地看看戏箱是否还在。

    张四季的父亲则在家中进门的地方挖一个大洞，洞中放了一口大水缸，将戏箱放进水缸后，再在水缸上盖了一块石板。石板上垫上土，最后又把地复原。红卫兵来抄家时，他准备了一些破损的剧本和皮影，交出了事。

    村里最早的剧本是乾隆年间的，在张新民手中，他是名角张全生的儿子。如今，他的剧本也没再翻动过。他还有100多个皮影身子以及500多个皮影头，但这些皮影，夹在硬纸板中，被层层包裹着，也有很长时间没去动过了。

    张喜民的两个儿子，没有一个学他的手艺。倒是他的一个小孙子，偶尔能唱上几句。但他并不主张孙子靠这吃饭，“娱乐娱乐就行”。

    2006年，张四季跟着党安华到北京演出。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孙子叫过来，教他唱老腔。孙子唱了那么几句，张四季感觉心里舒坦了。不过最终孙子也没跟着他学戏。

    目前整个华阴，能唱老腔的不过20余人。年纪在40岁以下的艺人，几乎没有人能唱本戏。

    白毛和张喜民近年收了不少徒弟。他们也想教这些徒弟们唱全本戏的老腔，可是没几个愿意学。

    “老腔现在火了，很多人都是冲着这个来的，想现学现卖。”张喜民说。

    不过，这些只学了皮毛的徒弟们过得也不错。他们被党安华整编到另外一个团队，拿着固定工资，在华山脚下一个演艺厅演出。

    实际上，近800人的双泉村里几乎看不到多少年轻人。偶有几个年轻人，均表示不喜欢看老腔表演。一个40岁出头的村民说自己是村里素鼓队的一员，但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敲过了。

    没想到古老的农村摇滚也一样受欢迎

    11月7日在西安的演出，照旧是老节目《陕西十大怪》，台下照旧是雷鸣般的掌声。演完后，有人提议趁早溜走，不必等晚会结束。

    “没意思。不如早点回家睡觉。”一名老腔艺人说。

    回程路上，他们开始讨论一些和他们的生活离得遥远的问题。比如，他们讨论法国前不久发生的游行，讨论即将在广州举办的亚运会，讨论美国刚刚增印的6000亿美元，讨论台湾人的生活。

    “我觉得台湾人活得不幸福。大街上看不到一个闲着的人。有的人都老了，还在工作。哪像我们，老了就什么都不干了。”有人说。

    “我们都已经老了，不也照样跑来跑去？”另一人反驳道。

    “我们是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可以歇着。”这边不服气。

    双方争执不下。有人打圆场，两人不说了，又扯到别的话题。

    这些年，党安华带着这群老腔艺人，从华阴走向全国，甚至还远渡重洋，到日本、美国等地演出。

    去年在美国演出时，虽然语言不通，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穿着礼服、看起来文质彬彬的老外，还是一次次将掌声和欢呼声送给这些陕西的农民。

    当时，党安华为是否打字幕与美国的主持人争执不下。最后承演方决定，不要字幕，要的就是一种味儿。演出结束后，党安华通过翻译跟剧院的经理开玩笑说：“我以为这种大剧院只上演高雅艺术，没想到，古老的农村摇滚也一样受欢迎。”经理笑着说：“欢迎再来，欢迎再来。”

    美国之行，这些艺人每人得到了220美元。张喜民将这些美元全都藏在衣箱里。他的哥哥张转民，则给两个孩子一人一百美元，自己留下20美元，“做个纪念”。

    张喜民现在只有衣箱，戏箱早就被他扔掉了。但他仍旧记得戏箱的故事。有一次下大雪，他的班社从中午就出发，走路到一个30多公里外的地方演戏。赶到事主家后，已经晚上8点多了。事主很不高兴，没让他们吃饭，就逼着他们开唱。

    饿着肚子唱了一出本戏后，事主才让他们吃上饭。饭后，事主又要求他们接着再唱一场，不然就扣下戏箱不还。万般无奈下，他们只好加演了一场。直到次日凌晨，他们才在一个没有生火的屋子里小睡了一会儿。

    这几年，老腔艺人们的生活处处都是变化。在双泉村，自古以来一年四季都是两顿饭。上午10点过吃第一顿，下午4点多吃第二顿。现在他们出去演出，一日三餐。有时午饭是自助餐，菜品不少，但有人小声抱怨饭菜难吃。

    他们在北京演出时，一名在此求学的陕西籍学生曾多次跟着他们看演出。后来，他还专程到华阴观看表演。有一次，他对党安华说：“党导，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些老腔艺人开始挑剔饭菜的质量，开始挑剔酒店是否舒适。不知道这样下去，他们是不是在演出时会丢掉一些质朴和纯粹？”

    党安华的回答是“应该不会”。但变化终归是难以避免的，这从他们面对电视台镜头时的表现中就能看出。

    “大家都准备好。”在镜头下，张喜民从容地招呼着大家。而第一次面对镜头时，有记者问张喜民，你今年多大了？张喜民回答，我吃过早饭了。

    摄制过程中，他们为某人的一个错误发生争执，你一句我一句说个没完，全然不顾摄像机的镜头正对着他们拍。

    休息时，他们还是会开开白毛的玩笑，而白毛总是笑而不答。有人要求他唱段酸曲，给大家解解闷。白毛忙摆手说，“我不会”。事实上白毛是会的。

    今后的演出，张喜民依旧会招呼伙计们曳一板，白毛的水烟袋还是会煞有介事地点。班子中唯一的女艺人、53岁的张秋雅，也还会朝着观众羞赧地抛个媚眼，扭几下屁股。

    他们会继续收获掌声。党安华已经为他们安排好了，到西安演出，到北京演出，明年还可能到美国去商演。

    那些散发出霉味的剧本，那些被尘封的皮影，不知何时才会被再次翻出来。那些在谁家门口随意地唱老腔段子的记忆，不知还能不能再现。

    也不知道，再过一些年，那些与老腔皮影有关的俗语，比如“老腔影子节节硬”，比如“老腔影子大口派”，是不是还有人明白它们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