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特稿】：大火痛醒香港

    14年前的冬天，香港嘉利大厦遭遇5级火警（仅次于需要出动军队的最高灾情警报），造成41人死亡，80人受伤。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座城市所遭受的最严重的火灾事故。

    直到今天，香港高等法院法官胡国兴仍然记得，在火灾发生后的一个月，自己被末任港督彭定康委任为“嘉利大厦火灾调查委员会”主席，以独立于政府和火灾受害者的第三方身份，调查这次巨大的灾难。

    时间再向后推移7个月，彭定康回到英国，胡国兴留在香港，政治的变更并没有影响这项调查的进行。那时，也许这位法官还没有想到，自己将在2006年的夏天，监督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选举，并在全世界的镜头前微笑着公布曾荫权当选。

    如今，很多普通的香港人仍然记得这项调查。从那时起，政府出台了两部与防范火灾相关的法例，并提供财政上的援助。火灾、调查、法例，一环环紧密相扣的逻辑，预示了这座城市的改变——

    1968年至嘉利大厦大火前，香港共发生过22起5级大火；之后至今，仅发生过1起5级大火。

    11月22日，当被中国青年报记者问起，是否对1996年后香港的消防安全感到满意时，胡国兴法官仍然谨慎地回答：“有改善，但仍不能自满或松懈。”

    希望行政局可以委任一个法定的调查委员会，由一名法官担任主席，进行独立调查

    最先接到调查任务的并不是这位时年50岁的法官。在嘉利大厦大火的第二天，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首先找到了消防处。在位于城市心脏地带的立法局大楼里，他责令消防处处长立刻着手调查，“找出起火原因，以及为何造成那么多人伤亡”。

    香港消防处和屋宇署成立了4个专门小组，调查火灾原因、大厦结构、逃生方式等问题。这两个部门的工作效率并不低，在三个星期内就迅速提交了两份调查报告。

    然而当时隶属于布政司署的保安科还是以公文的形式谨慎地建议，希望行政局可以“委任一个法定的调查委员会，由一名法官担任主席，进行独立调查”。

    这座城市百余年来已经习惯了英国法律。立法局（香港回归后更名为立法会）大楼前的泰美思女神像，一手握天平，一手持剑，代表着“公平”和“主持公义”，女神被蒙起的双眼，则意味着“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雕塑的影子投入香港的城市精神，因此每每遇到重大社会问题，就会产生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在香港作家李照兴看来，“在这样一种社会里，这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嘉利大厦大火之前，总督会同行政局曾委任过11个调查委员会。后来，震动香港社会的“豆腐渣居屋工程”事件发生，当时的特首也委派成立了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当然，调查项目并不总是这么沉重。2008年亚洲小姐比赛出现黑幕，也曾有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进行调查。

    根据香港1968年出台的《调查委员会条例》规定，任何人如果“拒绝回答由委员会提出或经委员会同意而提出的任何问题”，即属犯罪，并将被“处罚款10000元（港币）及监禁1年”。

    对嘉利大厦大火进行独立调查的任务落在了胡国兴的身上。这显然是一个重担，因为他要面对的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灾难发生在1996年11月20日下午。在香港九龙弥敦道的嘉利大厦，背着红色礼物袋的圣诞老人画像刚刚被贴到一个百货公司的商铺上。

    这是一栋普通的旧式高层大厦，遍布着工艺品商店、诊所、杂志社、珠宝公司，以及数百个工作人员。搭电梯到第10层，就能找到人们所熟悉的宝丽金唱片公司。

    如果非要在这栋大厦里找点异常，那也许就是贴在管理处的一张告示。这封红底白字的信上写明，从月初开始，这栋大厦将开始拆卸3、4号电梯，在这个过程中“会有黑烟并有异味散出，各业户请勿惊慌”。

    当日16时47分，消防通讯中心接到了来自嘉利大厦的第一通报案，一个正在电梯槽工作的焊接工人在2楼电梯大堂发现火情。1分钟后，14层的牙科诊所员工发现走廊里满是黑烟，再次报警。4分钟过去，4辆消防车、1辆救护车和22名消防队员冲破下午拥挤的街道，赶到现场。

    那时，这看起来像一场小规模的火警。至少指挥中心接到了这样的反馈，“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在11层办公的杂志出版人爱德华决定和3名同事一起爬上顶楼。但越向上爬，烟雾越重，“四周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可当向楼下冲去的人告诉他们着火点在3层时，这几个人还是决定直接爬到最高处。

    等待的时光太过无聊，他们甚至还抽起烟来。爱德华当时想着，“抖一阵就落翻去啦（休息一会就下楼了）。”

    但就在爱德华爬上楼顶的十几分钟后，消防员们却发现，这绝不是一场普通的大火。他们想去高层接应被困的民众，却在中途被热浪和浓烟阻隔。火警被迅速提升为3级。

    呆在顶楼的爱德华也变得恐惧起来，浓烟冲上楼顶，覆盖了整片天空。他发现，就连自己脚下的楼板也被“烧得滚烫”。

    在弥敦道上，惊恐的人们聚集在大厦对面的街道，他们看到嘉利大厦的最顶层，有人用椅子砸破了窗户，随即，巨大的火球伴随着爆炸声冲出楼外。

    此时，爱德华已经几乎没有办法呼吸，他听到下方传来尖利的惨叫，疯狂地喊着“救命”。但不到10分钟，那些声音就消失了。火苗窜上楼顶，“向我们烧过来，我能站的空间越来越小了”，他回忆道。

    也正是在这时，天空中出现了一架黑鹰直升机。这是它第一次在火灾救援时出勤。直升机穿过密集的高层建筑、电线和广告牌，一直飞到嘉利大厦的上空。一个系着绳索的救援队员从直升机上缓缓降落，试图接近那几个顶楼的被困者。

    爱德华获救了。

    向政府提交报告书时，亦公开报告书内容，让公众知晓

    那一天，消防队员从火场中救出70余人。但也有41个人，永远无法从那栋大厦中走出来了。

    当时，李照兴还是一名记者，他和同事们一起在报馆里收看直播新闻。直到今天，他仍然记得电视屏幕上直升飞机在盘旋，警笛长鸣，浓烟四起，“就好像看到了一个城市里的战场”。

    那是一个他并不陌生的地方，“几乎就在市中心，甚至就好像北京世贸天阶旁边的一栋高层大厦”。

    就在那一刻，这个香港人第一次感到，“好像火已经烧到了自己家门口一样，原来我们住的地方那样不安全”。

    城市中弥漫着恐惧的气息。李照兴还记得，嘉利大厦火灾后，“大家的神经很敏感”。每个人都害怕自己居住的大厦藏有潜在的危险，有人聘请具有消防经验的管理公司来检查大楼，有人则申请消防处前来检查。因为预约实在太多，他们甚至要“排队”等上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就是在那种“非常激动、非常不满意”的民众气氛中，胡国兴接下了调查的任务。

    他相信，自己之所以被委任为调查委员会主席，是因为：“该调查需用法官审查案件的专业知识及经验，查清该火灾的成因及导致惨剧发生的情由、审议各救急部门及采取的应急行动，并就该行动是否足够和统筹得宜提供意见，以及就如何防止同类惨剧再次发生提出建议。该等事项乃法官专业可处理的事宜。”

    这位新上任的主席花了9个月时间做出两份详细的调查报告，并且，“向政府提交报告书时，亦公开报告书内容，让公众知晓”。如今，它们被中环的立法会图书馆收藏起来。这两本可供香港市民随时阅览的报告，揭露了整场火灾的真相。

    人们未曾想到，凶手竟然只是一粒小小的火星。在11月20日的嘉利大厦，焊接工人正在电梯里焊切金属，没有人注意到，一粒火星从11层一直落到2层的电梯大堂。

    胡国兴曾在接受访问时回忆起自己的调查：当时电梯间里堆满了“夹板、竹竿、旧报纸，甚至锯屑”，“易燃”几乎是这些杂物唯一的共同点。

    这粒火星引燃了2层的废物，浓烟和高热气体在电梯槽内持续上升，并在电梯槽顶部积聚，在高层与新鲜空气接触后产生回燃，制造了另一个火场。

    这栋大楼最高的那3层就如同被点燃一般，陷入一片火海。来不及逃脱的人们挤在窗前，绝望地挥手、呼救，但由于火势太过强烈，消防员带来的云梯已经难以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