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特稿】：大火痛醒香港

    在高层楼宇火灾时，相比先进的云梯车，良好的城市管治更为重要

    并不是只有火灾调查委员会在不停地向各个政府部门提出建议。就在嘉利大火的第二天上午8点30分，香港立法局大楼会议室里举行了一场特别的会议。

    6个立法委员和6个来自保安科、消防处、屋宇署的政府公职人员参加了这次会议。而这6名立法委员当时都是《消防安全（商业处所）条例》草案委员会的成员。

    事实上，香港曾在1994年经历了一宗造成12死、10伤的蓄意纵火案。两年后，立法局内务委员会为“确保此类惨剧不再重演”，决定成立草案委员会。显然，刚刚发生的嘉利大厦火灾让这项法例的出台变得更加迫切了。

    直到今天，草案委员会主席、议员涂谨申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还记得，自己在前一天连续几个小时盯着火灾现场的电视新闻，“好惨，有一些人还没等到救援就从楼上跳了下来”。

    但是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他明确提出，“比悲痛更迫切的是改善问题，首先要反思救人程序，然后马上进行紧急巡视，检查其他大厦是否存有潜在危险”。

    从今天能够翻查到的会议记录来看，在这场一个半小时的会议中，立法委员和公职人员显然发生过一场辩论。

    黄秉槐议员指出，欠缺自动喷洒系统让救援工作变得特别困难，更何况在这栋大厦中，“走火通道被阻塞亦无人理会”。他强调在装修工程期间，防火工作是很重要的，而这一点他早在1992年就已经提出。

    当时的消防处防火组消防总长林振敏则回应，3年前，消防处已经在检查后致函有关业主，要求他们安装自动喷洒系统。1995年，消防处还向各有关机构派发了防火录影带。

    不过，无论是消防处或草案委员会，都没能阻挡灾难的发生。在消防处后来对全港楼宇进行查勘时发现，只有28%的私人楼宇在消防装置和大厦消防管理方面获得“满意”评级。屋宇署也在查勘时获得相似的结果，“80%的综合用途楼宇逃生路线不足”。

    涂谨申回忆起，调查人员在研究嘉利大厦火场时发现，商业大厦惯用的玻璃门极易被烧毁，因此在后来出台的正式《条例》中特别要求，商业大厦如果使用玻璃门，必须采用抗火能力超过一个小时的特殊材料，尽管这种玻璃会大大提高建筑的造价。

    此外，正是基于嘉利大厦大火的教训，《条例》还要求大厦内防烟门必须时刻保持关闭，“否则，逃生的通道就会变成杀人的通道”。

    这场大火全面革新了香港的消防细节。

    如今，已经退休的林振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高层楼宇火灾时，相比先进的云梯车，良好的城市管治更为重要。”目前，全世界最高的云梯车只有100米，而杭州市为购买亚洲第一辆百米云梯车，花费逾2000万元。

    这种极为昂贵的云梯车最多只能到达30层楼高，但现实中，城市正在向着云霄里飞快地长高。以自己在消防处服务多年的经验，林振敏强调，“高层建筑的防火主要还是靠预防”。

    最终，经过整整两年反复地磋商、辩论，《消防安全（商业处所）条例》于1998年出台。

    这项法例规定，1987年前的商业楼宇，都必须符合更严格的消防安全结构，包括出口通道的宽度、数目、安排及防烟防火设施，不同单位之间的耐火分隔等；必须增设的消防装置及设施包括：自动喷洒系统、机械通风系统的自动停止设施和消防栓系统等。同年出台的《建筑物管理条例》也增加了消防安全的内容。

    为此，香港政府分两期对旧式商业楼宇进行消防安全改造，首期处理1973年前落成的约400幢楼宇；从2001年10月开始，处理1973至1987年的楼宇。

    这项法例，至今仍被挂在屋宇署的网站首页。

    李照兴还记得，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消防队员常常出现在香港市民的生活中。甚至有时他坐在茶餐厅里享受下午茶，也会听到伙计向老板抱怨一句，“检察员又来了”。

    我低下自己的头，对自己说，我是有责任的。是的，这个城市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是有责任的

    对于这座维多利亚港畔的城市来说，一场火灾就是一道巨大的伤疤。

    叶坚耀是香港《星岛日报》的一名摄影记者。嘉利大厦大火时，他爬上了距离嘉利最近的一栋楼房顶层，用镜头记录下一具被烧焦的尸体，表情扭曲地伏在窗台上。这个画面，许多香港人至今仍难以忘记。

    火灾发生时，电视新闻全程直播。刚刚捡回一条命的叶广权连续几个小时收看新闻，他不敢相信，仅仅几十分钟的时间，那栋大厦就成为了人间炼狱。

    已有21年楼龄的嘉利大厦窗户碎裂、墙体斑驳。在一个接近窗口的墙角，搜救人员发现了22具骸骨，有些已不完整，有些交叠在一起，难以分开。整栋大厦不再有生气，安静得吓人，那些在电梯间里抽烟，或在茶水间里讲八卦的人们，有的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镜头下，只有一只褐色的小鸟在这里短暂地歇脚，然后迅速离开。

    事后，街道上摆满了白色和黄色的鲜花，花圈上的挽联写下“人间浩劫”4个大字。

    曾经被困在嘉利大厦的获救者爱德华相信自己不会忘记这一切，但“我们（幸存者）再见面时绝对不会提到这些”。

    如今，香港消防处也已经不再愿意更多提起1996年的那场大火。消防处新闻组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称，“救火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不想标榜英雄主义。更何况，那场大火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教训，我们只希望做好消防安全。”

    这并不是唯一一场改变城市历史的火灾。1911年3月25日的一场大火，也曾改变了纽约乃至美国。

    火灾发生在纽约曼哈顿南部的百老汇大街和第六大道之间。不过，在近百年前，在这两条街道之间穿行的年轻女孩儿，并不是时尚的模特或艺术家，而是前往三角内衣厂工作的女工。她们在一栋10层建筑的7至10层工作——直到灾难降临。

    没有电视画面帮助我们还原当时的情况，但在火灾第二天，《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给出了这样的标题：“141名男女工人死于内衣厂大火；被困华盛顿广场大楼高层；街上尸横遍地；楼内堆尸如山。”

    报道中说，“位于格林尼街与华盛顿广场拐角处的十层大楼中有三层昨天焚毁。大火中141名年轻的男女工人——其中至少125个姑娘——被烧死或者在跳到楼下的人行道上时摔死”。

    那些死去的女孩们，年纪最小的14岁，最大的也只有23岁。她们中的许多人从遥远的欧洲来到美国，甚至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美国公民，生命和梦就已经被烧毁了。

    “4时40分，大火爆发了，有些人跑下楼梯，幸免于难，但一两分钟之后，这条通道就被火封死了。姑娘们冲到窗口，然后开始往下跳。人群中人们叫喊着不要跳，她们跳了，穿透破碎的玻璃坠落，在人行道上相互挤压致死。至于没有跳的，就更不必说了——有的尸体只是一堆灰烬。”《纽约时报》这样描述当时惨状。

    她们的死亡将活着的人们唤醒。“我低下自己的头，对自己说，我是有责任的。是的，这个城市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是有责任的。”一位当时的学者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三角内衣厂火灾成为立法的依据，政府制定了《劳动法》，并规定工人们每工作3个月就必须进行一次防火训练。1912年，立法规定，在7层以上超过200名工作人员的楼层，必须安装自动防火喷淋系统；在任何一个超过两层、雇员超过25名的工作场所，都必须安装自动报警系统。

    这是以生命为代价获得的改变。

    回到香港，在嘉利大厦火灾之前，也曾经有一场大火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1953年的平安夜，一个石硖尾棚户区的住户在点火水灯时不小心烧着了棉胎。那场大火烧毁了6个村庄，将所有的木屋和石头房子化为灰烬。

    当大火熄灭后，真正的灾难才刚刚开始。9个人丧生于这片废墟，另有57151个人因为这场火在圣诞节当天成为灾民，失去了自己的家和全部财产。

    为了安置这些灾民，政府修建了几栋临时宿舍。据说，那时每间临时宿舍的面积不足7平方米，没有单独的厨房和厕所。尽管看起来十分寒酸，但这几栋临时宿舍却开启了香港的“公屋计划”。

    如今，在这个城市中有上百万个公共房屋单位，供低收入者租赁。这项举措被一些学者称为“由政府调控的‘社会工资’，降低了可能由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矛盾”。

    “看起来，香港每一场大火，都可能带来一点变革。”作为这座城市的观察者，李照兴说。

    香港高等法院法官胡国兴

    香港消防处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向公众进行消防安全教育。CFP供图

    立法会大楼前的泰美思女神像

    1996年嘉利大厦火灾现场

    火灾救援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