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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29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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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特稿第781期

【冰点特稿】:那道叫做父亲的光芒

本报记者 付雁南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10-12-29 [打印] [关闭] email推荐:

        

    每次出门找儿子,何智民总带着这样的卡片。左边是儿子办身份证时拍摄的大头照,右边是儿子的信息。

    付雁南摄

        

    何智民每次都骑着这辆没有顶棚的三轮摩托车去找儿子。在他身后的硬纸板上,贴着寻人启事。

    付雁南摄

        

    12月19日,刘小平回到东三爻村的家中,家人拿出以前的相片对比。

    董国梁摄

        

    刘小平领着大家来到自己曾经被迫做工的砖窑,寻找一起干活的工友何文。

    董国梁摄

        

    12月19日,刘小平在何智民三轮摩托的车斗里等待回家

    董国梁摄

    打从半年前二儿子走丢之后,何智民的生活一下子全乱了。

    在陕西省三原县的家里,他的农田再没认真种过,去附近市场卖菜的活计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甚至,几个月前就该拾掇干净的玉米棒子,现在还堆在房门口的台阶上。

    “我就想寻我的娃。”这个62岁的关中老汉固执地说。尽管,他那个名叫何文的“娃”已经是个35岁的中年人,而且在邻居们看来,他的娃“脑子不好”,是个智障。

    他只想找自己的儿子。老人把儿子的照片印在身份证大小的卡片上,在路上逢人就发。他还去商店里打印A4大小的寻人启事,在电线杆、厂房外墙上“不知道贴了多少张”。

    前些天,他一度听到希望在敲门。12月18日,在一个三轮车夫的指引下,在邻近的高陵县,何智民见到了一个满脸尘灰的男人,脏兮兮地蜷缩在三轮摩托的车斗里。他急急忙忙跑了过去:“这就是我儿啊!”

    可当他手忙脚乱地把眼前这个男人搀起来,靠在自己身上,激动得几乎要流出眼泪时,却突然发现,这个五官几乎被黑色污垢淹没的年轻人,“不是我的儿”。

    老汉后来知道了,这是一个和自己的儿子一样,被拐卖到当地砖窑的智障劳工。

    第二天,在媒体和警方的帮助下,何智民联系上了年轻人的家人,那是一个同样为了丢失儿子而焦急万分的家庭。

    “自己娃没找到,倒给人家把娃找到了。”满头白发的老汉有些自嘲地笑着说。这个小插曲没留给他多少时间用来失望,就在第二天,他又骑着自己小小的三轮摩托车,踏上了寻子的路途。

    没有什么事比找儿子更重要了

    天还没亮,何智民就准备出发了。他打开院子的大门,把自己那辆没顶棚的三轮摩托推出门外。在绿色的车斗里,原本用来包装煤气炉的黄色纸箱已经被压成了扁平的硬纸板。何智民拿起纸板旁一个装有一次性纸杯的塑料袋,用右手的两个指头从里面抠出些面粉熬成的糨糊,抹在寻人启事的背面,然后把这张白纸小心地在纸板上贴牢、压平。

    用家门口堆着的玉米叶子抹掉手上的糨糊,再把贴有寻人启事的硬纸板用麻绳捆在车斗上,何智民就骑着自己的“三摩”上路了。从他的家到高陵县煤矿最密集的榆楚乡有40公里的路程,对于这位寻找儿子的父亲,这段距离相当于在摩托车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历经一个半小时的颠簸。

    大儿媳曾经看到他带着好几处伤回家,怀疑他在外面受了欺负、吃了苦,可老汉坚持自己“没事”,什么也不说。有时候,找儿子找得太晚没法回来,他就把三轮摩托停在路边,自己窝在后面不到两米长的拖斗里,蜷着身子凑合着睡一觉。

    “还好那时候是夏天。”何智民憨憨地笑着说。

    他永远记得儿子走丢的那一天。6月2日,何文骑着一辆白色的小号自行车出了门,给家里打回一通电话,说有人要请他去“干零活”。在此之前,何文的小侄子曾经在写作业时隐约听到他接了一个电话,一个女人在电话里告诉他,有一份活计,每天“包吃包住70块钱,还给一盒烟”。

    一开始,家人并没有觉出什么异样。这个儿子虽然“脑子不好”,身体却很棒,常常帮家里干农活,帮开挖掘机的哥哥装车,村里的邻居盖房子,也喜欢叫他去帮忙做些简单的工作。直到发现儿子晚上没有回家,手机又一直关机,何智民才发现了问题:“儿子丢了!”

    这个在农村呆了一辈子的老人想不出儿子可能遇到了什么问题。他猜想,儿子大概找不到回家的路,流落到别的村子要饭去了。于是,老汉和自己的大儿子何安康沿着附近的乡村一个一个打听过去。在刚开始的半个多月里,两个人跑遍了附近的3个县。

    为了便于打听消息,何智民从抽屉里翻出儿子办身份证留下的大头照,塞进香烟盒与透明玻璃纸包装的夹层里。于是在夏季的关中农村,时常出现这样的场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汉,举着一盒香烟,凑到旁人面前,满脸堆笑地询问着。

    讲话的时候,何智民的脊背总会不自觉地弯下来,眉眼间露出温顺的笑意。他的头发和胡子都已经变白,乱蓬蓬地支愣着,环绕着他布满皱纹的脸。

    询问儿子的下落,他几乎只挑那些和自己一样的小人物,比如路边的清洁工,或者那些被称为“骑三摩的”的三轮摩托车车夫。

    而这些小人物也给了他足够的善意。在淳化县,一位村民看见他写在烟盒背面的“重谢”字样,连连摆手:“你放心,只要看到了我肯定给你电话,但是我一分钱都不要。”而高陵县的一位女清洁工则关切地告诉他,在附近的砖窑里有一些智障工人,“你应该去那寻一寻”。

    在之后的日子里,何智民把大多数时间放在了那些砖窑周围。他去村口的商店里印了“不知道多少份寻人启事”,四处张贴,包括砖窑的围墙上。他还专门印了名片大小的卡片,上面有儿子的照片和资料,包括“35岁,身高1.75米,有智障”。后来一个清洁工告诉他,自己曾看见过何文从砖窑里跑出来,当时满脸胡子。何智民连忙在资料上又补上一条“现为串脸胡”。

    他每天清早出门,在路上“逢人就发”这些小小的卡片,并且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对于这个老人而言,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比找儿子更重要了。

    你见过这个人吗?他是我的娃

    卡片已经很旧了,上面还有些圆珠笔的印记。纸张的边缘被染上了黄色的水渍,其中一道特别长,深入腹地,漫过了上面印着的那张中年男人的脸孔。

    每次出门找儿子,何智民总是随身携带着这样的小卡片。在距离自己家几十公里外的乡村集镇,他一次又一次地凑到陌生人的身边,一边指着卡片上儿子的照片,一边挤出些笑脸:“你见过这个人吗?他是我的娃……”

    这些原本陌生的小人物们,慢慢地帮他积累起了越来越多的消息。

    一些消息给他带来了希望。在淳化县的枣阳庄,一个开小卖部的中年妇女告诉他,自己曾经看到何文从砖窑里跑出来,“只穿着一条红裤头”。而在高陵县的楚榆乡,一个砖窑里的工人告诉他,何文曾经在这里做过活,但是现在已经走了。这些同样做着烧窑、伐砖苦差事的工人们,背着老板跟他聊天,甚至还悄悄帮他画出了附近砖窑分布的地图。

    而另一些消息,却让老人的心都揪了起来。砖窑的工人们告诉他,把何文领来的包工头“老方”对大家说,何文和其他的智障工人都是自己的亲戚,但他身边的两个帮手,却“动不动就打人”。

    村东头的王老汉曾经把一间屋租给老方和他领着的工人们。这位房东告诉何智民,老方常常把带来的工人锁在洗澡间,拿砖头、棍子把他们的鼻子打得流血。甚至有一次,一个跑出去的“娃”给抓了回来,被打得“快死了”。

    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何智民总是皱着两道眉毛,苦着一张黑红的脸。“心疼!”他用浓浓的陕西口音嘟囔着。

    老汉总对自己的一次经历念念不忘。那是4个月前,当他骑着那辆小“三摩”,来到砖窑附近继续找儿子的时候,一个工人跑来告诉他,何文正在不远处的工地里干活。他急急忙忙地跑过去,却发现门口有一只大狼狗挡着,自己根本进不去。

    几个月后,他仍然会絮絮叨叨地回忆起,自己当时已经看见了工地里远远站着的四五个工人,却怎么也分辨不出来,里面有没有他正在拼命寻找的儿子。他赶忙跑到距离工地不到100米的派出所报警,可警察却告诉他,除非带着目击证人一起来,否则不能出警。等到他和目击证人一起,领着警察回到工地的时候,包工头早已经听到风声,领着工人们逃走了。

    这是何智民最懊悔的一次。“当时本来能救出来,可惜却错过了。”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8月13日。

    现在,这个固执的老人越来越坚信,自己当时远远看到的四五个人里,有一个就是自己的儿子;而且,就是这短暂模糊的一瞥,成了自己与儿子见的最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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