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特稿】：那道叫做父亲的光芒

    每次出门找儿子，何智民总带着这样的卡片。左边是儿子办身份证时拍摄的大头照，右边是儿子的信息。

    付雁南摄

    何智民每次都骑着这辆没有顶棚的三轮摩托车去找儿子。在他身后的硬纸板上，贴着寻人启事。

    付雁南摄

    12月19日，刘小平回到东三爻村的家中，家人拿出以前的相片对比。

    董国梁摄

    刘小平领着大家来到自己曾经被迫做工的砖窑，寻找一起干活的工友何文。

    董国梁摄

    12月19日，刘小平在何智民三轮摩托的车斗里等待回家

    董国梁摄

    打从半年前二儿子走丢之后，何智民的生活一下子全乱了。

    在陕西省三原县的家里，他的农田再没认真种过，去附近市场卖菜的活计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甚至，几个月前就该拾掇干净的玉米棒子，现在还堆在房门口的台阶上。

    “我就想寻我的娃。”这个62岁的关中老汉固执地说。尽管，他那个名叫何文的“娃”已经是个35岁的中年人，而且在邻居们看来，他的娃“脑子不好”，是个智障。

    他只想找自己的儿子。老人把儿子的照片印在身份证大小的卡片上，在路上逢人就发。他还去商店里打印A4大小的寻人启事，在电线杆、厂房外墙上“不知道贴了多少张”。

    前些天，他一度听到希望在敲门。12月18日，在一个三轮车夫的指引下，在邻近的高陵县，何智民见到了一个满脸尘灰的男人，脏兮兮地蜷缩在三轮摩托的车斗里。他急急忙忙跑了过去：“这就是我儿啊！”

    可当他手忙脚乱地把眼前这个男人搀起来，靠在自己身上，激动得几乎要流出眼泪时，却突然发现，这个五官几乎被黑色污垢淹没的年轻人，“不是我的儿”。

    老汉后来知道了，这是一个和自己的儿子一样，被拐卖到当地砖窑的智障劳工。

    第二天，在媒体和警方的帮助下，何智民联系上了年轻人的家人，那是一个同样为了丢失儿子而焦急万分的家庭。

    “自己娃没找到，倒给人家把娃找到了。”满头白发的老汉有些自嘲地笑着说。这个小插曲没留给他多少时间用来失望，就在第二天，他又骑着自己小小的三轮摩托车，踏上了寻子的路途。

    没有什么事比找儿子更重要了

    天还没亮，何智民就准备出发了。他打开院子的大门，把自己那辆没顶棚的三轮摩托推出门外。在绿色的车斗里，原本用来包装煤气炉的黄色纸箱已经被压成了扁平的硬纸板。何智民拿起纸板旁一个装有一次性纸杯的塑料袋，用右手的两个指头从里面抠出些面粉熬成的糨糊，抹在寻人启事的背面，然后把这张白纸小心地在纸板上贴牢、压平。

    用家门口堆着的玉米叶子抹掉手上的糨糊，再把贴有寻人启事的硬纸板用麻绳捆在车斗上，何智民就骑着自己的“三摩”上路了。从他的家到高陵县煤矿最密集的榆楚乡有40公里的路程，对于这位寻找儿子的父亲，这段距离相当于在摩托车发动机的轰鸣声中历经一个半小时的颠簸。

    大儿媳曾经看到他带着好几处伤回家，怀疑他在外面受了欺负、吃了苦，可老汉坚持自己“没事”，什么也不说。有时候，找儿子找得太晚没法回来，他就把三轮摩托停在路边，自己窝在后面不到两米长的拖斗里，蜷着身子凑合着睡一觉。

    “还好那时候是夏天。”何智民憨憨地笑着说。

    他永远记得儿子走丢的那一天。6月2日，何文骑着一辆白色的小号自行车出了门，给家里打回一通电话，说有人要请他去“干零活”。在此之前，何文的小侄子曾经在写作业时隐约听到他接了一个电话，一个女人在电话里告诉他，有一份活计，每天“包吃包住70块钱，还给一盒烟”。

    一开始，家人并没有觉出什么异样。这个儿子虽然“脑子不好”，身体却很棒，常常帮家里干农活，帮开挖掘机的哥哥装车，村里的邻居盖房子，也喜欢叫他去帮忙做些简单的工作。直到发现儿子晚上没有回家，手机又一直关机，何智民才发现了问题：“儿子丢了！”

    这个在农村呆了一辈子的老人想不出儿子可能遇到了什么问题。他猜想，儿子大概找不到回家的路，流落到别的村子要饭去了。于是，老汉和自己的大儿子何安康沿着附近的乡村一个一个打听过去。在刚开始的半个多月里，两个人跑遍了附近的3个县。

    为了便于打听消息，何智民从抽屉里翻出儿子办身份证留下的大头照，塞进香烟盒与透明玻璃纸包装的夹层里。于是在夏季的关中农村，时常出现这样的场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汉，举着一盒香烟，凑到旁人面前，满脸堆笑地询问着。

    讲话的时候，何智民的脊背总会不自觉地弯下来，眉眼间露出温顺的笑意。他的头发和胡子都已经变白，乱蓬蓬地支愣着，环绕着他布满皱纹的脸。

    询问儿子的下落，他几乎只挑那些和自己一样的小人物，比如路边的清洁工，或者那些被称为“骑三摩的”的三轮摩托车车夫。

    而这些小人物也给了他足够的善意。在淳化县，一位村民看见他写在烟盒背面的“重谢”字样，连连摆手：“你放心，只要看到了我肯定给你电话，但是我一分钱都不要。”而高陵县的一位女清洁工则关切地告诉他，在附近的砖窑里有一些智障工人，“你应该去那寻一寻”。

    在之后的日子里，何智民把大多数时间放在了那些砖窑周围。他去村口的商店里印了“不知道多少份寻人启事”，四处张贴，包括砖窑的围墙上。他还专门印了名片大小的卡片，上面有儿子的照片和资料，包括“35岁，身高1.75米，有智障”。后来一个清洁工告诉他，自己曾看见过何文从砖窑里跑出来，当时满脸胡子。何智民连忙在资料上又补上一条“现为串脸胡”。

    他每天清早出门，在路上“逢人就发”这些小小的卡片，并且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对于这个老人而言，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比找儿子更重要了。

    你见过这个人吗？他是我的娃

    卡片已经很旧了，上面还有些圆珠笔的印记。纸张的边缘被染上了黄色的水渍，其中一道特别长，深入腹地，漫过了上面印着的那张中年男人的脸孔。

    每次出门找儿子，何智民总是随身携带着这样的小卡片。在距离自己家几十公里外的乡村集镇，他一次又一次地凑到陌生人的身边，一边指着卡片上儿子的照片，一边挤出些笑脸：“你见过这个人吗？他是我的娃……”

    这些原本陌生的小人物们，慢慢地帮他积累起了越来越多的消息。

    一些消息给他带来了希望。在淳化县的枣阳庄，一个开小卖部的中年妇女告诉他，自己曾经看到何文从砖窑里跑出来，“只穿着一条红裤头”。而在高陵县的楚榆乡，一个砖窑里的工人告诉他，何文曾经在这里做过活，但是现在已经走了。这些同样做着烧窑、伐砖苦差事的工人们，背着老板跟他聊天，甚至还悄悄帮他画出了附近砖窑分布的地图。

    而另一些消息，却让老人的心都揪了起来。砖窑的工人们告诉他，把何文领来的包工头“老方”对大家说，何文和其他的智障工人都是自己的亲戚，但他身边的两个帮手，却“动不动就打人”。

    村东头的王老汉曾经把一间屋租给老方和他领着的工人们。这位房东告诉何智民，老方常常把带来的工人锁在洗澡间，拿砖头、棍子把他们的鼻子打得流血。甚至有一次，一个跑出去的“娃”给抓了回来，被打得“快死了”。

    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何智民总是皱着两道眉毛，苦着一张黑红的脸。“心疼！”他用浓浓的陕西口音嘟囔着。

    老汉总对自己的一次经历念念不忘。那是4个月前，当他骑着那辆小“三摩”，来到砖窑附近继续找儿子的时候，一个工人跑来告诉他，何文正在不远处的工地里干活。他急急忙忙地跑过去，却发现门口有一只大狼狗挡着，自己根本进不去。

    几个月后，他仍然会絮絮叨叨地回忆起，自己当时已经看见了工地里远远站着的四五个工人，却怎么也分辨不出来，里面有没有他正在拼命寻找的儿子。他赶忙跑到距离工地不到100米的派出所报警，可警察却告诉他，除非带着目击证人一起来，否则不能出警。等到他和目击证人一起，领着警察回到工地的时候，包工头早已经听到风声，领着工人们逃走了。

    这是何智民最懊悔的一次。“当时本来能救出来，可惜却错过了。”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8月13日。

    现在，这个固执的老人越来越坚信，自己当时远远看到的四五个人里，有一个就是自己的儿子；而且，就是这短暂模糊的一瞥，成了自己与儿子见的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