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特稿】：大国敝村

    梁庄一角

    村中坑塘

    老人带着小孩是村中常见景象

    一座新房紧锁大门

    梁鸿

    去年12月中旬的一天，学者梁鸿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对方一劲儿给她说“谢谢”。

    这是一个农民，现在天津开出租车。为了找到梁鸿，他一连往北京打了10多个电话，一上午连活儿都没好好拉。

    “谢谢你，你说出了我们农村人的心声。”陌生人对她说，“你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村的事，太真实了。”梁鸿隐隐约约听到，对方的激动里带着一丝哽咽。

    这个电话之前一个月，《中国在梁庄》一书出版。这是梁鸿为自己故乡立的小传。

    她把自己生长的位于中原腹地的小村子命名为“梁庄”。这个杜撰但“其实非常真实”的名字，频频出现在2010年年末的各类好书榜单上。

    《中国在梁庄》获得《人民文学》年度非虚构作品奖。该杂志主编李敬泽评价道：“不曾认识梁庄，我们或许就不曾认识农村，不曾认识农村，何以认识中国？”

    “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认为：“这本书，写梁庄，只是最近30年‘被’消灭的40万个村庄的缩影。”

    梁鸿自己完全没预料到这些关于故乡的文字所激起的反响。“我不认为这部书的内容有多深刻，文学性有多高，它的价值可能更多在于启发性。”她说。

    梁庄之外，还有赵庄、钱庄、孙庄、李庄……梁鸿在前言中写道：“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成是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

    回到梁庄

    梁鸿在梁庄生活了20年。1993年，她离开河南邓州的这个小村子，到外地求学。博士毕业后，她留在北京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书，工作“无非是上课写文章”。

    日子一天一天过，她开始怀疑：“每次在课堂上高谈阔论，可是你相信你说的话吗？每次费劲查资料写文章，写完自己都不想看。这么做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生活离我的心灵、离我的故乡越来越远。这不是我真实的生活。”

    故乡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村里的坑塘、大槐树、青石桥，时常在她的梦中出现。她几乎每周都要和家人通几次电话，听他们说说家里的事、村里的事。几乎每次通完电话后，她都要感叹一番，偶尔也会产生写作的冲动。她的丈夫是一名记者，常鼓励她把故乡的故事写下来。

    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梁鸿师从王富仁教授。王富仁是著名的鲁迅专家，梁鸿也经常读鲁迅的著作。鲁迅的“批判精神”时时激励她走出书斋，成为一名“行动者”。

    2008年，丈夫到外地驻站，梁鸿和家人的联系更加密切，写作的冲动也越来越强烈。当年暑假，她决定回老家住一段时间，走进乡亲们的生活。

    当年7月3日，她带着3岁的儿子登上返乡的列车。之前，她为儿子准备了一大堆东西，唯恐老家的东西“不卫生”。

    踏上火车那一刻，她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更不要说怎么做。

    “农村出现了问题，问题是什么我不知道。回去再说。”她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理。

    家乡越来越近，她和儿子早早就站在车门口。车门打开后，儿子突然哭起来，不愿下车。他用稚嫩的小手指着地面说：“脏。”

    前一夜刚下过一场雨，地面上满是瓜果皮、纸屑等垃圾，苍蝇绕着垃圾嗡嗡地飞。在梁鸿看来，这没什么，可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儿子却接受不了。

    来接他们的家人，听到小孩子的话后哈哈大笑。梁鸿则若有所思。

    父亲已经随大女儿到邓州城里居住。梁鸿提出，第二天就要住到仍在村子里的哥哥家去。

    最初的一个月内，她没有理出任何头绪。她在父亲的陪同下，“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里的土地、树木、水塘和河流，随意地寻访村里的人，和他们一起吃饭聊天。晚上回到哥哥家的住处，就记录下来。慢慢地，她有了方向，开始有目的地寻访一些人。

    “我希望通过我的眼睛，使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村庄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慢慢地浮出来。”梁鸿说。她还希望寻找到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现代性追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

    调查越深入，她发现自己越不了解这个她曾经生活过20年的村庄。“当我以审视的目光来看故乡时，故乡是那么的陌生。”

    这一次，她在梁庄住了近两个月。2009年寒假，她再次深入这个村子。

    这两次调查催生出了一本书。先是在《人民文学》发表节录，标题就叫《梁庄》。出版时，梁鸿改名为《中国在梁庄》。

    曾有记者问她，只考察了一个村庄，怎么就敢断言“中国在梁庄”？她回答说：“哪怕中国只有一个梁庄，它也是中国的梁庄，它也值得、也应该被我们关注。更何况，中国绝不仅仅只有一个梁庄。”

    萧条村庄

    梁庄距邓州市区将近30公里。村子就在公路边，新房沿路而建，逐渐与镇子相接。宽阔的柏油路上，一辆辆汽车飞驰而过，但它们大都和梁庄没有关系。

    梁庄只是中国上百万个村庄中普通的一个。在这个总人口近2000人、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的村子里，到处是新房，不过大都紧锁着门。有的新房门前甚至摇曳着枯黄的杂草，显然已经很久没人住了。

    村里有一家正在盖新房。一问才知道，这家人有两个女儿，都已经嫁人。但是房子还是要盖，不然“没面子”。

    “盖这么多房子干什么？又不是没地方住。”梁鸿的父亲梁光正嘟囔道，“就知道好面子，一点也不实际。”

    坑塘随处可见。一些坑塘的水墨绿近黑，漂着塑料瓶、易拉罐、废纸等垃圾。梁鸿把这称为“黑色淤流”。

    她小的时候，坑塘里种满了莲藕。一到夏天，青青的荷叶铺满整个坑塘，间或有粉红色的花冒出来，随风摇曳。莲子成熟后，她和小伙伴们经常偷偷地手拉手，连成一串，锳到水中采莲子。“咬一口，满嘴清香。”她回忆得笑出声来。

    芝婶家的新房就在公路边，面朝一个坑塘。3层楼房，共16间。2008年夏天梁鸿带着儿子回村时，那个坑塘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臭味。当时，芝婶的小孙子在家，年纪与梁鸿的儿子相仿。两个小孩子很快熟稔，一起玩起来。玩着玩着，他们来到坑塘边上。梁鸿跑过去一把拉住儿子，说“脏”，不让他下去。孩子哭了。芝婶看梁鸿一眼，什么也没说。

    “至今我还记得芝婶那诧异的眼神。”梁鸿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到后来，梁鸿不再阻拦，任由孩子疯玩。儿子真还喜欢上了泥土。盛夏的中午，他在太阳下晒着玩土，说什么都不愿意进屋。两个月下来，他变得黝黑结实。这着实让梁鸿高兴了一阵。

    梁鸿曾问过芝婶，坑塘这么脏，为什么没人治理？芝婶回答说：“村里都是这样。人都不在家，谁还管坑塘？”

    芝婶算是村里的“贵族”。他的丈夫是村会计，丈夫的哥哥曾在一个县城做过正处级干部。她有一儿一女，儿子两口子在外地干活，女儿在镇上上班。大孙子跟着他的姑姑在镇上读小学。平时，16间房子只有老两口住。家里摆着一排硬木沙发，但除了常坐的两三个位置外，其余的都蒙着灰尘，用手一抹，就能留下一道指印。

    孙子很小就由芝婶养着。儿子又有了小孩，想把小的留给她，把大的带走。但是孙子坚决不走，芝婶腰老疼，也不想带更小的孩子。“有时候孙子也想妈妈。可是他们在外不容易，那有啥门子？”

    2008年，梁鸿曾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梁庄600多个梁姓家族的人，留在村里的不足200人，很少有壮劳力。

    出外打工的人，通常会把孩子留给老人。这像是一种交换，父母帮着儿子看孩子，儿子给父母养老。“不给人家看孩子，走不动了，谁管我？”有好多老人曾向梁鸿说过类似的话。

    尽管早在1992年，民政部就通过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可问过村里几个老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养老保险是什么。养老还得靠儿女。

    最近几年，村里的“留守儿童”频频出事。五奶奶的大儿子在青岛打工，将11岁的孩子托付给她。可是这个孩子“猴头儿日脑（非常调皮）”，60多岁的老人根本管不住。一天，她在屋里做饭时，孙子跑到河里玩水，淹死了。

    从此，这个老人就从儿子的家中搬出来，住到河边一个茅草屋中，一住就是5年。

    还有一个老人照看4个孙子，一年夏天他们全部在河里淹死了，最后老人服毒自杀。

    “这就是村子的现状。壮劳力出门打工，剩下老人孩子和新房子。村子里遍地垃圾，一片萧条。”梁鸿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