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特稿】：大国敝村

    土葬与火葬

    梁鸿2008年夏天初回村的时候，芝婶的丈夫曾邀请她到家里吃饭。那天，在会计家帮忙的人很多。大家在觥筹交错中说说笑笑，甚是热闹。饭后，有的人洗碗，有的人擦桌子，剩下的一部分就张罗着“斗地主”。

    那样的热闹场景，不仅梁鸿，甚至是芝婶，近几年也很少看到了。

    外出打工的人，多半会在过年的时候回家。那时，村里会热闹一阵子。他们会互相串门，喝酒，打麻将，“斗地主”。通常元宵节一过，他们就锁上新房的门，把孩子留给父母，各奔东西。

    不过，即使是过年，也不是梁鸿儿时的场景了。在古老的传统中，大年初一各家都要做一大锅菜，做好后，按照辈分依次送一碗，让大家品尝。因此，每家吃到的菜，都有各家的。这个传统，随着大家搬迁新居，渐渐消失了。

    村头有棵大槐树。树下曾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之一。要是夏天，吃饭时分，不少人会端着碗，在大槐树下随意找一块石头坐下，讨论村子里发生的新鲜事。当然，他们也会品评各家的饭菜。

    “这里就像新闻发布会。鸡毛蒜皮的事，都会被大家议论来议论去。”梁光正回忆说。

    可是现在，通往大槐树的路上，长满杂草。一阵风刮过来，落叶漫天飞舞。

    村子里消失的东西很多，甚至是哭声。

    为节约土地，河南农村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要求火葬。而在当地文化中，土葬才是最理想的选择。因此，一些家庭想方设法逃避火化。

    梁鸿的舅爷去世时，老人要求土葬。家人不知道怎么办，商量着用水泥把棺材砌起来，“谁要扒坟就和谁拼命”。最后还是托关系，交了一笔罚款，土葬了。

    她的另一个亲戚去世后，家属在一个夜晚偷偷将死者埋在地里。家人没敢穿孝衣，没敢设灵堂，更没人敢哭，“一点悲伤的气氛都没有”。但不久后还是被发现了。镇上来了几个人，要将死者的尸体挖出来烧掉。家属一再阻拦。最后在当地一个头面人物的交涉下，交了一笔钱了事。

    在推行火葬前几年，挖坟烧尸的事曾发生过。后来管得越来越松。前任支书梁清道说，现在大都找关系塞上一两千块钱，偷偷埋掉，“就看你关系硬不硬了”。他还算了一笔账。尸体拉到县城火化，一来一往得300多元，火化费及骨灰盒也得400多元。火化后，农民还是要买棺材埋到地里。之前土葬，村里规划有公墓，火葬开始后，公墓没有了，大家就只能埋在自己的地里，“反而浪费了不少耕地”。

    村外的田间地头，有不少坟墓。一个村民说，这些坟墓，大都是近几年修的。

    没关系的也在想方设法满足老人土葬的愿望。梁鸿的本家大伯，2004年去世时，留话非要土葬。家人无奈，请了一个阴阳先生指点，按指点把死者手上的指甲、脚上的趾甲剪掉，保存起来。火化回来后，家里人将死者的骨灰按人形撒在棺材中，将指甲和趾甲放在应该在的位置。

    “实际上棺材一抬，骨灰的形状肯定会改变。”梁鸿说。

    即使花钱买关系土葬，死者家属也不敢哭，不敢大张旗鼓地祭奠，但“要是火化就没事”。

    梁鸿实在无法理解这种现象。“哭是人类表达感情最原始的方式，现在连哭都不敢了，人该有多压抑？”

    每次回到故乡，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母亲上坟。2008年那次回村，全家20多口人，一起到母亲的坟地烧纸。鞭炮声中，梁鸿和家人都跪下磕头。她3岁的儿子也“很乖巧”地跟着。烧完纸后，全家人就坐在坟地边上，唠着家常话，吃着随身带的食品，直到太阳西下才离开。这是他们家的习惯。

    磕完头后，儿子问梁鸿，坟里躺的是谁。

    “外婆。她是妈妈的妈妈，是妈妈最亲的人。”梁鸿说。

    “妈妈没有妈妈了，妈妈好可怜。”儿子说。

    接着他又问妈妈为什么要给外婆磕头。梁鸿告诉他，这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就像妈妈抱你一样”。

    梁庄与中国

    两次调查后，梁鸿深感疑惑。直到这本书完成，她也无法评判这个村庄发生的一切，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

    “从一个农民家庭的总收入来看，乡村经济的确是在发展。但是，无论是从传承意义上的道德和习俗，还是求知方面的文化，却处在一种断裂与衰退之中。”她在书中写道。

    她曾把了解到的各种现象与邓州市一名官员交流过，这名官员“深有同感”。但他随即向梁鸿宣传道，政府一直在加大对农村的经济支持，农村的面貌将会焕然一新。一些村庄已经进行了整治，一些村民甚至住上了别墅。更进一步，这名官员还专门强调了基层民主。

    不过，农民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他们甚至不关注自己手中的选票。在上一届的村民委员会主任选举中，参与投票的村民只有100多个，不到应到选民的十分之一。

    “大家都不关心到底谁当村主任。谁当都一个样。农村现在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名村干部告诉她。

    有不少村民跟梁鸿说，不要说什么选票，村里人想见到村主任一面都很难。梁鸿也是在回去一个月后，才通过镇长帮着邀请，见到了村主任。见到他时，主任显然刚喝过酒。村主任还兼任村支书，这在当地是一个普遍现象。

    梁鸿甚至有点怀念梁庄的老支书。她在少年时代，经常能碰见总穿中山装和黄胶鞋的老支书，拿着一根旱烟杆在村里转悠。

    在梁庄调查时，她总能听到乡亲们说诸如“那有什办法呢”之类的话。最近这次回去，又有几个老人向她抱怨，没资格吃低保的人吃上了低保，该吃的反而吃不上。“那有什办法？老百姓管不了当官的。”一个老人说。

    当然，这些老人也会对政府给的好处念念不忘。有一次，梁鸿和几个老人聊天，说起农村的医疗合作、免税、补贴等。老人们都很兴奋，连说这是几朝几代都没有过的事。

    梁鸿在书里评价道：“当代的农村政策不停地改变，身在其中的农民不知道哪一种东西还真正属于自己，包括土地。因为没有拥有过权利，农民也不认为那些都是自己应该关心的事情，国家给一点，当然好，不给也是自然。”

    一个搞文艺批评的朋友看完书稿后，对梁鸿说：“我真想象不到，农村现在会变成这样。”第二天，他就背上行李，回到自己的故乡住了半个月。回来后，他告诉梁鸿：“农村真就像你写的一样，很凋敝。”

    一个读者给她发短信说：“原来村庄如此相似，从情感到生活，从苦难到境遇……今年我一定要回去过年！”

    这就是梁庄的故事，数亿农民中极少一部分人的故事。在书的封面上，印着这样一段话：“有些中国在北京，有些中国在重庆，有些中国在西北，有些中国在沿海，但，更多的中国在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