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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5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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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特稿第782期

【冰点特稿】:大国敝村

本报记者 郭建光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11-01-05 [打印] [关闭] email推荐:

    种地与打工

    梁鸿曾问过很多人,为什么出去打工?答案几乎一致:挣钱。

    “小孩上学要钱,孩子长大娶媳妇要钱,娶媳妇就要修房子,修房子又要钱,看病要钱,养老人要钱。活人要钱,死人还要钱。不挣钱咋整?”一个村民曾对梁鸿说。

    有村干部算过一笔账,梁庄的庄稼一年两季,轮种小麦和玉米。现在一年下来,一亩地也就收入七八百元钱,这还得赶上风调雨顺。另外,每亩地一年还有80多元补贴。而梁庄人均耕地不足8分。

    “种地就这点收入,不出去打工咋活?连孩子的费用都挣不来。”这名村干部说,“国家虽然取消了农业税,可化肥种子等全部涨价,有的都翻了一番,就粮食价格没见涨过。”

    和别的村庄一样,梁庄也经历过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从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1953年开始,粮食实行国家统购统销,大部分卖给国家,农民忙活一年,肚子还未必能填饱。1960年,梁姓家族中“饿死六七十人”。

    改革开放后,土地承包到户,农民的日子好过一点,但是“税负很重”。

    老支书梁兴隆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税负数字。上世纪80年代,梁庄的税负平均为一亩地一年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强。到了90年代,农民除交农业税外,还要上交“三提五统”,税负达到亩产值的“一半左右”。

    梁庄的耕地曾在1995年前后进行过大调整,因为“税负太重”,很多人不要耕地,不少地撂荒。镇政府逼着要钱,村里只好将应缴纳的税负平摊到每一个人头上,“一亩地折合200块钱”。

    “收税的时候,村子里人心惶惶。谁家交不了钱,乡干部就和村干部一起去要,有时还带上警察。有的人家全家跑了,有的人家只好东凑西凑交钱。听说有的地方逼死过人命。”梁兴隆说。

    90年代初期,村子里的人纷纷开始外出打工。早先,他们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大多在工厂做工人、保安,或者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后来,他们又分散到广州、深圳一带,干的仍是又脏又累的“低等活”。

    梁鸿知道,梁庄出去的这些乡亲,只是中国两亿多农民工中的沧海一粟。

    她的哥哥梁毅志早在1991年就到北京打工,在火车站倒过票,在苗圃干过活。忙活了几年,也没挣下钱。后来他回到当地学医,学成后在镇子里开了一间诊所。近来,他在镇上买了一栋大房子,正张罗着开旅馆。

    “在外面打工,吃不好睡不好,还得处处提防被遣送回去。”梁毅志说。

    打工期间,他“受尽歧视”。有一次,他想寄信,就问一个老人邮局怎么走。那个人告诉他:“把信放地下,风一吹就到了。还找什么邮局?”

    “我当时气得真想揍他一顿。”回想起这一段故事,梁毅志仍然忿忿不平。

    还有一次,他被关到一个黑砖窑,凭着自己的“机灵劲儿”才偷跑出来。

    “城市不接受我们,大部分人要回老家。我们的根在农村。农村人没有理想,能填饱肚子就行。农村人也不敢生大病,一有大病,这辈子全完了。”这个曾经的文艺青年说。

    在镇上买房子后,他还为自己专门设了一个书房,不过现在很少进去。

    柱子的故事,是梁鸿听到的打工者故事中最为悲伤的一个。柱子个子很高,长得很洋气,16岁就出去打工,后来到青岛一家首饰厂干活。10多年后他生病回到老家。他的病很奇怪,经常会吐血,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血一直没止住。最后几个月,很多器官功能衰竭,轻轻一咳,血就喷出来。刚开始,家里的兄弟姐妹还积极凑钱给他治疗,积蓄花得差不多了,他们又为钱生出不少矛盾。没挨到柱子死,大家就各自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

    梁鸿还了解到,最后厂里也没赔柱子一分钱。

    村子里有几个年轻女人在一个气味非常难闻的工厂打工。梁鸿问她们为什么不离开,听到的回答是,活不好找。全然没有提及到污染对她们身体的影响。

    村里有一个人,在和妻子结婚不到一个月后就出门打工,一年多没回家。年轻媳妇想念丈夫,人变得狂躁不安,逮谁和谁吵。婆婆当众骂她“花痴”,说她想男人想疯了。一天,她把化肥撒到别人地里,回家后喝敌敌畏自杀。

    这样的故事,让梁鸿很揪心。“外出打工的,留在家里的,都没有自己的生活。大家都在讲社会转型,难道在社会转型中,他们就是天然的牺牲品?”她说。

    学校与猪场

    芝婶在厨房忙活着,刚上学的孙子一个人在院子里玩玻璃珠。院子里没有阳光,他却玩得满头大汗。

    梁鸿蹲下身,拉住孩子的手,轻抚着他的头问:“你想不想爸爸妈妈?”

    “不想。”孩子干脆地回答。他努力地挣脱梁鸿的手,继续玩他的玻璃珠。芝婶看一眼,叹息道:“这孩子可怜,连个伴都没有。现在的孩子都可怜,没爹没妈的。”

    这让梁鸿想到了自己的儿子,“要是我的儿子也放在这样的环境,谁知道以后他会变成什么样?”

    2008年暑期,她带儿子给母亲上过坟后,就让儿子长住在城里的妹妹家中,自己则住在村里的哥哥家。有一天,她早早回到妹妹家。儿子仍在睡觉,她就躺在儿子身边。儿子醒来后,叫了声“妈妈”,眼里一下子满是泪水。梁鸿紧紧搂住孩子,感觉很心酸。

    芝婶每天早晨7点钟出发,骑电动车把孙子送到近3公里外的镇上小学读书。下午6点钟又得去接回来。有时路上车多,她害怕有个闪失,就推着孙子走。不到3公里的路,她得走将近一小时。芝婶腰常常疼,3个月后,她实在坚持不住,就让在镇上上班的女儿照看孙子,平日里吃住在女儿的宿舍,星期天回家住两天。

    “农村谁家不指望孩子能出人头地。孩子有出息,大人出去脸上也有光。你看你爸,有你们姊妹给他长脸,活得多风光。”芝婶对梁鸿说。

    梁鸿的记忆中,少年时代的求学并不像现在这么辛苦。早晨6点的时候,学校上早课的铃声就响彻在梁庄上空,小伙伴们相互喊着,结伴上学去。那时,学校就在村里,老师都“很负责任”。

    “80年代那会儿,哪怕是傻子,只要还能走路,都会把他叫到学校。学龄儿童入学率百分之百,一点都不含糊。镇上年年评比,梁庄小学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当时的民办教师梁万明说。

    而现在,有的孩子因为爷爷奶奶管不了,逃学打游戏成了家常便饭。还有一些孩子早早便辍学,跟着父母外出打工。

    学校是一栋两层砖混结构的建筑,每层有10间房。现在,教室的门已朽烂,推一下,灰尘哗哗地往下掉。一些房间里堆着破旧的桌椅、床、沙发等,还有散乱的不知何年何月的作业本。有的房间还养着猪。推开门,猪就嗷嗷地叫起来。前几年,这里做过猪场。

    教学楼前的空旷处已被开垦成一片菜地,现在种着大葱。

    1984年,这所小学刚完工时,立过一块碑。后来,纪念碑被猪场的承包人垫在猪槽下面。猪场撤了后,看门人兴哥把它移到自己的院子里当石桌用。一听梁鸿要看纪念碑,他赶紧找来一块抹布,用水蘸湿,擦拭起来。初冬寒气逼人,但他坚持擦了两遍。

    这块“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上写着:

    “为了开发智力,振兴中华,梁庄村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集资办学,修建校舍,添置设备,改善办学条件,先后投资三万一千元,为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对梁庄村为四化培育人才,造福后代的兴学义举,特树碑表彰,永誌纪念。”

    后来,生源逐渐减少,学校开始萎缩,只保留了3个年级。民办老师大都清退,公办老师也纷纷想办法调走。最后,只剩下一个校长。

    没人能准确地记得小学是什么时候关门的。大家只记得,学校关门的时候,校长把旗杆放倒卖掉了。再后来,学校就承包给人养猪。

    学校大门口外的标语原是“振兴文化,教书育人”。养猪的来了后,在旁边写了“梁庄猪场”4个字。村里人常解嘲地读为“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梁庄很早就注重小孩教育,现在都成啥样了?看着就让人生气。”梁光正忿忿地说。

    在“文革”武斗刚开始时,梁光正曾被批斗过。一天上午,村里组织人批斗他。找到他时,他正在学校的工地上干活。

    “梁光正,该批斗你了,跟我回去吧。”来人喊道。

    “没看到我正在修学校?下午再说吧。”梁光正回答。

    来人说了声“好吧”,转身离开。直到下午,梁光正才去接受群众批斗。

    “政治挂帅的年代,教育都不敢放松。现在经济这么好,学校却关门了。以后的孩子们该怎么办?”老人叹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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