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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母亲杨沫在《青春之歌》里所赞美过的革命青春不同，老鬼在《血色黄昏》里记录的青春故事，已经不再如父辈那样浪漫。因为写作这本还原知青苦难史的作品，他甚至一度与父母断绝了关系。
读小学时，老鬼一度不能理解母亲写的《青春之歌》，因为他“一直希望母亲是个女八路，可她写出来的作品却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当时，老鬼甚至害怕老师在课堂上讲到这部作品。
如今，当年的小学生已年逾六十，深居在北京延庆一个村子里，继续用笔记录着自己还未讲完的人生故事。“能写出几本书，是因为我神经比较敏感，小心眼，一点儿小事就能触动我，特爱生气，憋了一肚子话要用笔发泄。”写出《母亲杨沫》、《烈火中的青春》等作品的老鬼说，“生气是我主要的写作动力。”
让他生气和受触动的那些故事，已经随着《血色黄昏》被许多人熟知。1968年冬，高中毕业后，老鬼积极响应号召，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旗插队。其间，因“开门整党”给指导员提意见，又因与复员兵班长打架，他被关押，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发配到荒山野岭中劳动改造。那时候，全连人都躲着这个阶级敌人，不敢搭理他。
“在这种情况下，仍有天津知青大胆给过我一块月饼”，老鬼如今仍然念叨着当年点点滴滴的恩惠，“蒙古族专政对象老班给我奶茶，还放了一小勺黄油。吃饺子时，天津知青小老悄悄给过我一瓣蒜。”
在那个最残酷的时候，这些“蕴显人性美好”的小事儿，让老鬼刻骨铭心地记了40年。正因为这些难忘的回忆，1975年，回到北京的家里，老鬼开始写自己的下乡经历，也就是后来的《血色黄昏》。
不过，父母却反对他写在内蒙古那段经历。第二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因为无法将关系转回北京，老鬼只好去山西大同投靠父亲的一位战友。临走前，他特地将书稿藏进枕头里，以防被父母偷走。不料到了大同，他发现，书稿还是不见了。
经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青春的这两代人，由此爆发激烈冲突。老鬼意识到父母担心自己的书稿会惹事，将书稿拿走，于是给父亲写信索要，甚至不惜威胁他：“如果你给我销毁了，一切后果由你负责。”未曾想，父亲回信与老鬼断绝了父子关系。他不服，又求助母亲，可母亲与父亲的口径一致。
无奈之下，老鬼只好重新写。他憋着一口气，一定要将《血色黄昏》写出来，而且还要写得更好。他仔细地回忆，一章一章地重写，最后终于完成。出版后，反响巨大。
在内蒙古大草原的那些日子里，最令老鬼刻骨铭心的是1972年发生在身边的一场大火。当时老鬼正在石头山上打石头，距离着火地方不远，夜晚能看见东南方向的天空都是暗红色的。很快，传来消息：43团4连为救火牺牲了69名兵团战士，最年轻的15岁，最大的27岁，平均年龄19岁。老鬼在兵团境遇不好，所以他对兵团里所有受苦受难的弟兄姐妹们有本能的同情。在他看来，那些因救火牺牲的烈士比他更惨：他还活着，将来还可以平反，但是他们被烧死后，永远消失了，永远没有了希望，“当时我就决定要把这事写出来”。
2005年夏天，老鬼去瞻仰烈士陵园，看见里面残破荒凉，感慨不已，决定动笔。那时候，他毫无收入，妻子也负债累累，但他仍自费奔走于赤峰、锡林浩特、呼和浩特、集宁、唐山等5个城市，采访死者的家属，为这69名葬身大火的勇士写传。
为了采访《烈火中的青春》里那些故事，他前前后后的各项花销大概有两万多元，而最后书的印数还不到1万册，也没稿费。
老鬼并不后悔，他写这本书压根儿没想过要拿稿费，而是因为“过去从没有宣传过他们，应该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他明白，再伟大的人都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出人们视野：“这些战士生前微如草芥，死后更默默无闻。随着我这本书的出现，他们只不过露一下头，接着又会让岁月的汪洋大海永远吞没。”
老鬼不算富裕，现在还要靠社保为生，更别提买起自己的房子。他一直坚信，只有不为金钱写作才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写《血色黄昏》是为了让人们知道，在内蒙古锡盟西乌旗高力罕7连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写《血与铁》，则是解剖自己为什么狂热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狂热地渴望上前线，渴望上山下乡；写《烈火中的青春》，则是想揭露那个冷酷的、草菅人命的年代。
只有《母亲杨沫》这本书略有不同。
由于父母工作较忙，老鬼出生后就被送往河北农村，由姑姑抚养，直至4岁才被父母接回北京。他一度与母亲关系疏远。在母亲杨沫看来，老鬼是个“愣头青”。到如今，这个和父母不甚亲近的儿子，想好好梳理一下自己与母亲的爱恨恩怨，并满足自己怀念母亲的私心。他也希望，能让人们“晚一些忘记母亲”。
老鬼和母亲，拥有两种无法调和的青春。他们在不同的激情支配下，被卷进不同的命运。然而，老鬼终究还是怀念母亲，也渐渐理解了母亲，因为她给老鬼生命，并两次把老鬼从病危中救出来。如今，在杨沫曾经住过的北京师范大学小红楼里，老鬼依旧细心保留着母亲曾经用过的书柜、书桌、软床等，连母亲生前最爱的娃娃，也被摆在显眼的位置。
有人说，老鬼总活在过去，都什么年代了，还成天想着30多年前的事，永远也走不出来。老鬼确实走不出来：“那是我们的青春，人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虽然苦，虽然残酷，虽然受压抑，但也正因此而更难忘。”
本报记者 张黎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