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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在湖南卫视《零点锋云》中和于建嵘教授对谈，当然要谈到乐清，因为他去了现场。他主动提及在网络以及媒体上出现的那张照片：一群老人跪在他面前。
他说，现场的情况是，那些人不是向他下跪，因为根本没有人知道他是谁，那些人是见到陌生人就跪，尤其是看到有照相机或摄影机。根据多年在基层调查的经验，他说，如果是自发的，下跪的人群里面应该有各种年龄的人，很明显，这样的场面是经过当地民众自己组织的。
当地民众自发组织，说到底都是为了能吸引媒体进行报道，因为在太多人的观念中，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要有媒体关注了，就意味着可能会得到解决。身为记者，我当然有太多这样的经验，不相识的人们的电话、信件，只是，也正因为是记者，我也明白，我无法帮助他们，除非我有精力和能力进行调查，我不可能只依据他们的一面之词，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一次次的个案证明，这些冤情和不公往往都是事实。
和于建嵘这样进行社会调查工作的学者一样，记者来到现场，当然是希望能获取足够多的真相。于建嵘说，他的经验，是需要采取一种抽离的姿态进行观察，甚至避免让对方知道自己的身份。之所以用这种明察暗访的手法，是为了避免接触到的人因为知道了自己的目的而产生戒心，或者故意夸大事实，同样也是为了避免自己卷入到现场中，丧失了自己的中立和客观。
我还记得2008年年底采访雪灾，因为在高速公路上已经被困了十多天，当我们的镜头在那些司机面前出现时，一部分人开始情绪激动。这样的场面对于电视画面来说，当然更吸引观众，但我当时在想：这样的场景是因为我们的出现，这样的场景是不是代表一种真实的反应呢？这样的情况当然不是第一次遇到，2001年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采访，当运送粮食的车辆迟迟没有抵达现场时，等候的人群开始不耐烦，当他们看到周围的我们还有其他电视台的摄影机时，人群开始骚动起来。经验丰富的摄影师建议我们离开，他担心我们这种身份会成为现场的一种催化剂。当然，所有这些都因为一个同样的原因，那就是政府在一开头或者中间肯定做错了什么。
于建嵘说，这一次，他并不愿意去现场，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乐清事件已进入侦查阶段，看不到关键证据。当然，也有很多人相信，这些关键证据已经都在网上。但是他最终还是去了，这次去现场的，还有律师、学者和媒体人等，虽然这样的“观光团”在福建马尾三网友案件中已出现过，但这一次的意义在于，这些用“公民”、“网友”称呼自己的人来自不同的行业，有更多的专业人士介入。
当然，我不认为几天的观察，即使恪守各种中立原则，就能看到真相的全部，但至少可以提出质疑。查清真相的责任在于政府，即便这些公民、网友包括媒体得出的结论，也不能代表最终法律认定的事实，却可以成为公众了解事件甚至当地司法机关进行侦查的不同角度的参考。
有质疑，已经足够，而政府的责任，在于释疑。现场围观的意义在于，政府需要解释的疑点越来越多。疑点一个个的厘清，才会越来越靠近真相。
闾丘露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