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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部分书，和大部分恋爱一样，速成也速朽，让人脑子里来不及建立什么，就被更新的东西置换掉了。还得说以前的一些书，让人觉着铭心刻骨。
记得最早正经读书，一上来读的居然是《郑振铎文集》。那时候大概上小学，字还认不全，却搞了一个红皮本子，一本正经地抄录下来，再胡乱配上插图。现在这个本子还在，搬家时刚好翻腾出来。好在他的文章多是断章式，一个段落就几行字。比如《在电车上》：“三等车里拥挤得不堪了，头等车里只坐着三个人。中间只不过隔了一扇玻璃门。愚蠢的人类，你们为什么不把这扇门打破了，大家坐得舒服些？！”又如《成人之哭》：“小孩子大声地哭，但是成人的眼泪却是向腹中流的。可怜的成人呀！”
他的文字风格凝重，格调悲凉，其实很不适宜少年人看。囫囵吞咽的沉重话题，后来都化作一整块伤痛的腐水，必须慢慢流淌出来。不擅于倾泻，只得梗阻于心，难以化解。
此后屡读郑振铎，都有“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之惑。他的文字中开放的乱花，虽然源于其性格与思想的根脉，却无法在阅读中被真正还原。
他的文字气质，或许源于早年艰难的生存处境。他的第一个恋人王世瑛的家人，对两人恋爱坚决反对，其原因即是，“郑家只一个寡母做针线维持生计”。后两人分手，郑陆续写下《枫叶》、《思》、《往事》、《忧闷》、《空虚的心》等表达痛楚。
郑振铎固然有多愁善感的一面，却也有着暴烈的血性。在1925年的《迂缓与麻木》一文中，他曾写道，英国与印度捕快，“乘了高头大马，闯上行人道，用皮鞭驱打行人。被打的人在东西逃避。一个青年，穿着长衫的，被驱而避于一家商店的檐下，英捕还在驱他。他只是微笑的躲避着皮鞭。什么反抗的表示也没有”，并感叹“我们中国民族的做事是如何的迂缓迟钝，头脑是如何的麻木不灵。”
在陈福康所著《郑振铎传》中可以看出，那些中国传统文人身上的毛病，他很少有。他为人谦和内敛，热情宽宏，通透而纯粹。1920年底，郑振铎、沈雁冰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然而，后来成立的创造社，居然把“文学研究会”当成了自己的假想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都激烈地攻击过郑振铎和沈雁冰，甚至用了污言秽语。但郑振铎从来没有回骂过一声。内敛而隐忍，时时表现于他的为人与为文。
新政权成立的头几年，对郑振铎和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都是好时光。1949年，郑振铎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刚到北平才11天，就作为代表，准备去巴黎（后改为布拉格）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当时，周恩来特意指示为每人做一件貉皮大衣。
后来，郑振铎成了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他最早提出了重新整理、校点《二十四史》的建议，“文革”前的我国古典文学著作的整理出版，就是照这个规划进行的。1954年6月，北京市有人提出要拆除团城，他直接找周总理，使团城保留下来。半个世纪以后，人们在北海的弯道上，仍然可以看见团城的飞檐上，暗色的金配合了暗色的蓝，树上满是惺忪的睡鸟。
然而时代的大漩涡，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三反”、“五反”，与文化界关系不大。1951年批《武训传》时，他因未看过这部电影，未写批判文章。1954年，忽然发起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他颇感意外，但他仍未写批判文章。接着全国掀起批判“胡适反动思想”高潮。他仍未写批判文章，只静观其变。
树欲静而风不止。在1955年，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掀起高潮。他与胡风接触不多，如果要说对胡风不好的印象，就是鲁迅说此人“易招冤家，有点神经质，文学理论上优先拘泥，写东西不够顺畅”等。终于，“他看了公布的三批材料，大吃一惊。在出国途中，赶写一篇《人人要搜索每一个阴暗的角落》文章，发表于《人民日报》，表示自己与党政治上保持一致。”
此后，“反右”声势浩大。文艺界人人自危。他应邀列席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到了8月，夏衍作爆炸性发言，揭发冯雪峰1930年代的“反党活动”。冯雪峰当场大哭。郑振铎受到很大震动。“他觉得文艺界的斗争真复杂，很多事情自己并不了解。他想，自己只有一种原则，就是站在党的一边。”
在一场场斗争中，他主要是“跟”。再后来，有人批判他的《中国俗文学史》，并要“拔掉郑振铎先生这面白色大旗”时，他终于被裹胁着逐渐进入旋风的中心。
何其芳在回忆文章中说，在整风运动开始以后，特别是整改阶段，他开头是不高兴的。后来是思索这些问题，他这个从来不失眠的人，也在晚上睡不着觉。他认识到，需要大喊一声，浑身出汗，然后病才能好。所以，他希望大家多批評，重一点也可以。这些话是说得很坦率，很诚恳的。
他是一个学问家，文史家。内心沉郁内敛，也豪放而有正义感，是义士和侠士。他当年与吴晗、邓拓、茅盾等人相从甚密。可以想象，如果他活到1966年，以他的个性和为人，也不过为中国的文革史再添了一桩惨案。1958年，他出访时飞机失事而遇难，命运为他安排了适时退场。
徐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