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的烦恼

    谢·尤·维特答应革命中暴躁的人们，只要能保持克制和冷静，他一定给“民众和沙皇一个交代”。不料，对他这个交代，双方都不满意。

    面对1905年风起云涌的俄国革命，这位总理大臣其实已经无力回天了。在此之前，他已经把所有能做的事都做完了。为了安抚不满的人们，他请求沙皇和自由派合作，这样就能相对稳妥地从传统君主制转成立宪君主制。他还把自己变成了一位政治改革的先驱，先修改了让人难以忍受的农民立法，又开始触及更根本的宪政改革。

    他甚至同意人们更激烈地表达反对意见，只是要求他们能在法律程序内。这个当时的大人物太害怕革命，知道那将付出很大代价，为此，他说了不少好话，请人们放弃暴力革命，给他时间来调停体制内外的力量达成妥协。

    在如今看来，假以时日，他说不定真能做到这一点：新宪法在他主持下已经修订，第一届国家杜马也由他召集。沙皇尽管还犹豫不决，但并非一意孤行。

    结果事与愿违。一方面，人们一旦趋向暴力，就很难接受那些看上去不够彻底的妥协了。后来名声卓著的托洛斯基此时发表了一段讲话，代表着那些激进革命者的回应：“我们不需要沙皇的配合，不会同沙皇进行可耻又可怜的交易，维特的宪法是虚伪的，我们二十四小时就能唤起整个俄国，让一把大火烧遍全俄罗斯吧。”另一方面，早就对维特的改革耿耿于怀的保守派，也抓住机会反对这个他们认为过于软弱的改革家。革命者越来越激进，沙皇与维特进行了几番长谈之后，他被迫辞职，告别了自己和平改革的梦想。

    这番斡旋的失败，其影响要在多年后才能看出来。继任的总理以铁腕著称，信任警察机构可以带来社会平稳。1905年革命在残酷的镇压中草草结束。而后续的高压统治，则为10年后一场更加伤筋动骨的革命埋下了隐患。

    对20世纪初的俄国来说，维特原本是一个恰当的选择。此时，顽固的旧体制，以及自西欧传来的市场机制和政治观念之间，正发生着激烈冲突。希望让沙皇变成一个立宪君主的人也越来越多。维特若成功地将各种力量制衡，就能获得机会进行他计划中的经济改革。

    他也确实有可能对大家都有一个交代。他所尽力追求的局面，是既能尽量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地位和财产，又能满足民间的变革需求。他与主要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多次谈判，但最终失败。等到革命一起，对立的双方摆出一副你死我活的架势来，希望在中间调停的维特，就成为双方都讨厌的角色。

    作为政治家，维特在外交上毫不迟疑地推行霸权。这为他换来了不少恶名。而1905年革命发生，也正与他在日俄战争中失败有关，许多人认为，他为外交事件焦头烂额，也影响了他对革命的妥善处理。

    但在对内政策上，他无疑是温和的，尽管革命者对这温和并不领情。等到他的继任者斯托雷平上台并且推行了严酷的“斯托雷平改革”之后，人们才有机会怀念一下这位肯放下身段和他们谈条件的总理。

    但这时候，维特已经只能以一个无奈的老人的身份，对新的社会改革指手画脚，发发牢骚。在他看来，新的改革完全是以警察为手段，帮着有权有势的人去掠夺那些弱势者的运动。斯托雷平曾宣称以警察进行高压统治是实现和平建设的暂时手段，他却发现，尽管过去了几年，社会已经安宁了很久，这种高压的政治制度却仍没改变。

    这让维特担心不已。他曾竭力避免让社会进入动乱并爆发革命，但他觉得，这样下去，不公慢慢积攒，必将引起革命。

    作出这段评价之后不久，他就死掉了。那是1915年，离十月革命的爆发已经很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