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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徽到北京打工的小黄和丈夫的遭遇，是许多打工者面临的难题。夫妇俩扳着指头一算，累死累活做一个月，挣的钱加起来只够供孩子读一家高档的幼儿园。
小黄做小时工，每小时收入12.5元，每天爬在地上擦灰打扫，累死累活一天做满8个小时，每月才能拿3000元。她老公给人开车，每月收入两千多元。面对孩子的教育开支，他们显得力不从心。他们8岁的女儿只能在一所私人办的学校里读小学，“条件很差”;而儿子生下来之后，既进不了北京的公办幼儿园，又无力承担每月起码一两千元的民办幼儿园学费，只好留在农村老家。
3月1日是一个雪上加霜的日子：一些家长在为孩子缴幼儿园学费时发现，许多民办幼儿园又涨价了，涨幅在10%到20%之间。
一份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农民工反映，子女读幼儿园的支出占家庭收入比例偏高。这让许多农民工不得不在亲情与生存之间做出艰难选择。
全国妇联提供给中国青年报的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多万。近3成留守儿童家长外出务工年限在5年以上。
对许多留守儿童来说，“爸爸”和“妈妈”就是电话里的声音、远方寄来的学费、生活费。该资料显示，留守儿童由于生活上缺人照应、行为上缺人管教、学习上缺人辅导，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极易导致心理失衡，或冲动易怒、行为失控、倾向犯罪。与此同时，这些儿童更容易受到意外伤害及不法分子侵害，在被拐卖儿童群体中，流动儿童数量占第一位。
对孩子不放心，也成为不少农民工不愿再外出的重要原因。一些农民工表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不能让孩子再跟自己一样，宁愿少挣点也要培养好孩子。
尽管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已经成为城市义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经费问题已成为我国义务教育财政制度最为薄弱的部分。各级政府均宣称高度重视，却仍没有有效的政策。
民盟中央有关负责人向本报记者介绍，去年，民盟中央组织专家调研发现，由于中央政府将农民工子女的经费负担交给地方，各省、市级政府多效法中央，将责任层层下推，最后推到了区县政府身上。“对于区县政府来说，农民工带来的利益没有全部得到，但其子女的义务教育经费却要全部负担，这是一种净收益为负的制度安排，必然导致区县政府尽可能推卸责任，减轻自己的财政负担。”该负责人说。
与此同时，各地农民工子女学校缺乏政府财政支持，受农民工支付能力的约束，收费水平较低，导致办学经费严重不足、办学条件极为简陋、教学质量差。
2月27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曾专门提及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并表示要让农村的孩子不管是留在家里，还是随父母到城市，都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
为此，长期关注教育领域的民盟中央近日向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提交提案，建议建立以流入省市政府为主的经费分担制度。这份《关于完善流动入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提案》建议：跨省流动到非直辖市的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经费，应该“以省、市政府为主”；跨省流动到直辖市的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经费，应该由中央、直辖市、区县三级政府分担，以直辖市为主；在省内跨区县流动的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经费，应该由省、市、区县三级政府负担，等等。
民盟中央还建议，规范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入学、收费和资助制度，扩大公办学校接纳农民工子女的数量，使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更便利。
“要实现农民工子女平等的受教育权。”全国政协委员郗杰英说，农民工子弟学校在师资力量和设施等方面存在差异，教育质量难以保证。促进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融入社会，要切实解决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利平等的问题，把农民工子女教育纳入城市规划，全面落实保障措施，提高教育的水平。
不过，在这份提案真正成为政策之前，与子女分隔两地的农民工仍然要为此担忧和苦干。为了多攒钱让孩子们上学，小黄几乎从不休息，每天傍晚，当她走出雇主家时，都会累得全身酸疼。
“累点好，累了就不想那么多了。”这位无奈的母亲错过了儿子从小到大的大多数成长瞬间。她只能将儿子虎头虎脑的照片放在钱包里，想了就拿出来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