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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宁波工商联副主席李立新来说，“大城市”的生活曾经让他向往不已。然而，当他成为一家企业的老板，开始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不停奔波时，他却发现，城市并没有让他的生活更美好：堵车、千篇一律的钢筋水泥森林等城市病，折减了他的幸福感。
此次，李立新向大会提交了一份有关治堵的议案。
此次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都把目光聚集在如何破解堵车等城市病上。我国现在已经进入城镇化发展的快车道，然而交通、环境等一系列城市问题却与之相伴而生。2010年，世博会喊出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但城市问题却步步紧逼，降低着居民的幸福指数。
3月8日，李立新和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生态中心研究员王如松以及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规划局局长王东一同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和新浪网的联合访谈，谈论已经不容忽视的城市病问题。
在王如松看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处理好与老百姓利益相关的各项民生问题，比如，环境、垃圾、交通、就业等等，这些问题造成了城市病。
王如松说，如果把城市看做一个人的话，那么城市病就是这个人得的5种病。
首先是肺出了问题。城市需要绿地来新陈代谢，供应氧气，消化二氧化碳，然而现有的城市绿地，包括公园绿地、人行道绿地、城市农业、城市林业等，无论从结构还是功能来讲，都还不足。
其次是肾的问题。城市需要湿地，水体、河流、湖泊、池塘，会把城市里的污染物、有毒有害的物质净化掉。然而目前城市里的很多坑塘、河流都已被填掉，剩下一些不流动的死水。
接下来是脾。地表、建筑物表面都被水泥、柏油密封，导致降水不能有效地成为地下水，同时还将地面脏物冲到河水中致使水污染加重。没有绿地导致热岛效应变高，空气污染等问题便接踵而来。
另外，口也存在着问题。王如松指出，各种污染物的排放口，包括废气、废水、工业垃圾、生活垃圾等，排放后本可在大自然中完全降解。但是城市排放太多，只能将其转移到农村，比如污水流到农村、垃圾运到郊区等，这又加重了城市周边农村的污染。
最后，是脉的问题。一个正常有机体的血脉经络本应通畅，但是目前主要交通干道的堵塞却使城市这个有机体不再通畅。他认为，一个比较健康的城市应沿着主要的交通动脉发展，靠轻轨和地铁与周边城镇、产业园相连，产生最大的边缘效应，这样才意味着脉打通了。
“肾、肺、脾、口、脉不健康，这就是我们讲的城市病。”王如松说。
在诸多的城市病中，最受诟病的莫过于交通拥堵。在北京，机动车的保有量已经突破400万辆，如果再无节制地发展，用不了多久，北京的二环、三环就将成为汽车首尾相连的停车场。
一个堵字，已经影响到城市居民的正常出行需求。2010年底，北京限购政策出台，彼时，广州亚运恰好结束，广州未来的交通问题随即进入公众视野。
在大城市中，上海以限牌照的方式控制汽车发展，北京以摇号控制购买力的方式解决交通拥堵。谈及广州未来的交通发展，身为广州市规划局局长的王东指出：合理的城市规划才是治本之策。
他指出，交通拥堵与城市的结构布局、空间结构方式有很大关系。
广州从2000年开始确定了多中心、多组团的空间结构，规划局提出八字方针：将空间结构拉开，形成多组团、多中心的结构。“认准理念，坚定战略，灵活使用战术”，按照这个规划，通过十年的努力，广州多中心拉开的城市结构基本形成。
“下一步还要优化它，形成紧凑、舒展、网络型的多中心结构。”这是王东对广州接下来城市规划的想法。不过，他也有担心之处。
“规划关键是坚持。我们现在是‘规划规划，墙上挂挂’，政府一换届规划就不一样了。”这是王东所面临的困惑。
他指出，规划的背后是利益博弈的过程，规划一变，便涉及很多利益的分配。规划是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矛盾，是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博弈，所有的规划都是矛盾焦点的集中。为了长远利益牺牲近期利益的做法会面临诸多阻碍，所以决策要坚定、坚持。“规划一定要权威，政府做了规划就不能改，一定要有长远的眼光，做到以人为本。”
王东同时认为，建设行为不能简单地为经济发展服务，一切规划决策要重点考虑人在里面是否更方便、更舒适，生态是否更好、更优美。能否做到以人为本，才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衡量标准。
本报记者 刘世昕 高校传媒联盟记者 刘君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