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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从利比亚撤回的中国人员走下飞机旋梯，向迎接人员挥手致意。当日，分乘国航包机和中方租用的希腊帝国航空公司包机回国的中国政府赴利比亚工作组人员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标志着中国政府派出的由多个部门组成的3个工作组人员全部返回。自2月23日起，他们分3路组织撤离工作，共撤回3万多名中国公民。与工作组同机返回的还有778名在利中国人员。
金立旺摄（新华社发）
动用91架次民航包机、12架次军机、5艘货轮、1艘护卫舰，租用35架次外国包机、11艘次外籍邮轮和100余班次客车，从万里之外撤离35860名人员，这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有组织撤离海外中国公民的行动，被外国媒体赞誉为“鲜活的最佳国家形象宣传片”。
在中国政府适时地展示着大国形象，以实际行动迅速高效地维护海外中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的同时，我们的工人兄弟们，也用自己质朴的言行，从另一个角度展示着中国形象。
利突边境：陆路撤离
“国家给的毛毯”
2月25日，赴利比亚撤侨联合工作组第一组组长费明星，奉命率工作组赶往利突边境，协助我撤离人员经陆路撤往突尼斯。怎么去？两个当地司机一起摇头说：“去不了，那是一条死路。”
由于通往利突边境的陆路需途经利比亚政府军与反政府军交战的“红白区”，大街上飞子弹，车顶上飞炮弹，更不要提沿途的50几个检查站，个个都是生死考验。当地司机无一不拒绝前往。
但对于费明星等人来说，这却是一条必须打通的“生命线”。“当时有近700名中国工人已经到达利突边境，他们的护照几乎都在撤离中遗失了，我们必须在第一时间赶到，才能帮助他们顺利出境。”回忆起撤离中的一幕幕，费明星深深吸了口气。
2月25日黄昏，当工作组到达利突边境时，近700名工人没吃没喝地坐在沙漠地上等候出境。如何解决食物，成了工作组必须立即解决的第一道难题。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很快联系到一个利比亚朋友，说服他帮忙从数十公里外买来了面包和水。可一到晚上，沙漠地区的低温令工人们只能缩抱在一起，看得费明星很揪心。他要求工作组成员设法搞到御寒的被子或毯子。仍是那个利比亚当地朋友，给工人们弄来了296条毛毯。26日凌晨2时40分，当工人们拿到毛毯时，有人哽咽着说：“这是国家给的毛毯。”
北京建工集团王建同志动情地说，当时环视四周，看到大批无所适从的各国难民，他由衷地感到作为中国人的尊严和体面！此时此刻，祖国不再是一个概念，而是心中最坚固的靠山！
“立正，向左转，齐唱国歌！”
2月27日下午，中国赴利比亚撤侨联合工作组第一组组长费明星参赞等人，等候在利比亚与突尼斯边境，准备协助同时抵达边境的3500名中国工人进入突尼斯。然而，当2000余名工人到达边境后，北京建工集团的一位负责人焦急地找到费明星，告诉他说：“先前出发的几十人至今未到，肯定出问题了。”
费明星当即让一名来自公安部的同志与使馆工作人员一起，开着面包车沿途找了回去。就在距离边境大约3公里的地方，工作人员终于找到了这几十名同胞。因在撤离途中丢失了护照，他们已被当地检查站扣留，车也被放走了。工作人员立即亮明身份，并向检查站的值守人员一遍遍解释，但无论怎么说，他们就是不放人。值守人员的理由是：如何证明他们是中国人？
这又是一个难题：没有了护照，如何才能证明这几十名工人的中国公民身份呢？就在工人们的情绪几近崩溃时，来自公安部的那名工作人员灵机一动，突然对着队伍高声喊道：“全体都有：立正，向左转，齐唱国歌！”
一时间，原本近乎绝望的情绪突然找到了一个爆发点，汇聚成整齐激昂的声音：“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值守人员放行了。数十名中国工人就这么一路唱着中国国歌，走了3公里的路，赶到边境与大部队会合。
利比亚班加西港：海路撤离
趴下来开的会
2月24日，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副主任李春林带领的赴利比亚班加西工作组8名成员，赶往利比亚的班加西港，负责经海路的撤离工作。24日深夜2时30分，搭乘中国政府派出的第一架包机从北京出发，李春林一行经过3次转机、24小时连续飞行后，终于抵达克里特岛，登上了中国驻希腊大使馆租借的“奥林匹克冠军”号邮轮，赶往班加西。
“坐邮轮，大家听起来可能觉得很过瘾。可是，冬季的地中海风浪非常巨大(海风常常高达8级)，船颠簸的程度是我们没想到的。大部分工作组成员出现呕吐、眩晕等晕船症状。船舱里的椅子不停地从这头撞到那头，再从那头撞回来，房间内的玻璃制品几乎全碎了，电视机也被摔到了地上。人在船上，一会儿悬空，一会儿又颠倒在地上……”李春林对记者讲述在邮轮上的经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陷入无政府状态的班加西，眼下的情势到底有多恶劣？怎样才能保障每一个中国工人安全登船？港口的其他数千外国人会不会给我们的撤离行动带来混乱……尽管参加过去年海地撤侨行动，有比较丰富的经验，但这一个个问题，仍让李春林心急如焚。如果不充分利用到达班加西前的这段时间对种种可能出现的状况做出预案，后果很可能不堪设想。可是，工作组成员连站都站不稳，有的还晕船，怎么组织大家讨论？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工作组以一个特殊的方式召开会议进行部署。工作组成员有的趴在床上，有的趴在沙发上，有的趴在地上，有的靠在墙脚，讨论了一个又一个预案。
2月25日13时许，经过16个小时的艰难航行，“奥林匹克冠军”号和“希腊精神”号邮轮先后进入班加西港。看到邮轮上走出的那几个中国面孔，班加西港内的数千名中资企业员工鼓起掌来。在邮轮到来之前，生活物资匮乏，他们每天4个人一个馒头，3个人一瓶水，再加上港口外枪声、炮声不断，等待的煎熬、身体的疲惫，让很多人从心理到身体都已几近崩溃。
在中资企业的配合下，在班加西的中方员工全部登船。满载着4258名撤离人员的“奥林匹克冠军”号和“希腊精神”号邮轮，于2月27日返回了希腊克里特岛。
刚一抵达克里特岛，李春林一行又奉命率船前往利比亚西部的米苏拉塔港增援。
在为期10天的撤离行动中，赴班加西工作组两次往返利比亚，在海上度过了6天6夜，会同中国驻希腊使馆将1.3万多名中国同胞安全撤离。
利比亚南部塞卜哈：航空撤离
“我的孩子就叫‘伊尔’吧”
利比亚南部塞卜哈市，是整个撤离行动中最后一个难啃的“硬骨头”。中国驻苏丹使馆武官吴树陈大校，奉命去啃这块“硬骨头”。
2月27日，吴树陈从苏丹紧急赶到塞卜哈机场，负责现场指挥与协调。当时塞卜哈机场外聚集了5000余名焦急等待离境的人员，场面十分混乱。人群中突然有传闻说，由于当地战火蔓延，中国的包机来不了。这令原本就焦躁不安的人群顿时骚动起来，喊叫和哭闹声响成一片。如果没人及时出来安抚人们的情绪，情况将非常危急。
负责现场指挥与协调的吴树陈大校，走出设在机场的临时办公室，对着人群高声喊道：“我是中国外交官，也是中国军人，是来负责协助大家回国的！”没想到却有工人反问：“ 飞机落不了地，谁来协助也没有用！”
吴树陈稳定情绪，耐心地说：“大家别着急，这次是咱们国家空军派了‘伊尔-76’大型运输机来接大家回国！这可是咱们国家第一次使用军机参与撤离行动。我们的空军飞行员非常有经验，再困难的条件他们也会按时降落。”
工人们的情绪稍稍稳定下来，吴树陈又跟工人们开玩笑说：“咱空军的飞机可不是一般人能坐得上的啊，大家被困得还挺值！”话音一落，工人们便笑了起来，大家的情绪一下子放松了下来。
3月1日16时30分，当中国空军第一架“伊尔-76”运输机顺利降落利比亚塞卜哈机场时，等待在那儿的中国人都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有个小伙子在上机前专门转身握住吴树陈的手说：“我为解放军感到自豪和骄傲。下个月我就要当爸爸了，我这两天都在想给他取什么名字，干脆，我的孩子就叫‘伊尔’吧！”
在硝烟弥漫的塞卜哈机场，吴树陈与外交部工作组共协调包机28架次，军机12架次，将5646名我被困人员平安送回祖国。
“我们是回家，不是逃难”
3月1日15时20分，数千名前一天才从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撤出的中国工人，聚集到了突尼斯的杰尔巴机场。但是，现场当时只有两名中国使馆工作人员。万一发生混乱怎么办？我驻突尼斯使馆武官杨旭上校等3人奉命前往增援。
当他们焦急地赶到杰尔巴机场时，只见几个身着北京建工集团工服的小伙子自发组成志愿者分队，正在现场维持着秩序。其中，一个戴眼镜、20岁出头的小伙子拿着扩音器，不停地对着人群高喊：“大家不要乱，不要急。我们不是逃难，祖国已经派飞机派人来接我们了，我们一定能安全回家！”
“是回家，不是逃难……”志愿者的一声声的呼喊，让来自不同单位的撤离人员安静了下来，秩序井然地排成一队，等候登机。
当时那一幕，感动了机场内的突尼斯工作人员，有人专门走过来对杨旭说：“这是你们国家最普通的工人，却有着这么强的组织能力和纪律意识。我们终于知道，中国为什么能如此强大！”
同样令当地人感动的情景，也发生在利比亚的塞卜哈机场。当5000余名撤离人员的最后一批即将登机时，我们的工人兄弟自发组成了清理小分队，将机场内的遗留物打扫得干干净净。中国工人的这一行动，深深感动了机场负责人哈桑，他专门指示当地警察，为中国人员进入机场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
在后来致中方的感谢信中，哈桑写道：“尊敬的中国朋友们，感谢你们把撤离工作组织得如此高效安全、井然有序。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更多的侧面，也给了我们战胜困难的信心。等局势稳定后，欢迎你们再回来！”
是的，就在祖国以实际行动维护着海外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时，我们的工人兄弟，也用自己的言行展示着国家的形象。他们也是中国海外形象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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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小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