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乐我乐 鱼忧我忧

    徐建民的家族，和金鱼已经“纠缠”了数百年。

    早在清康熙年间，徐家就奉旨成为宫廷“鱼把式”；后来，乾隆皇帝又挥笔题字“金鱼徐”，徐家先辈别着御赐腰牌，在故宫里出入自如；等到日本入侵，爷爷徐国庆抱着一盆名贵品种，四处躲日本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家金鱼作为祝寿礼品，送给印度总理尼赫鲁，尼赫鲁还亲自接见了徐建民的父亲徐金生。

    但几十年过去，徐家曾经的三百来种金鱼，一度只剩下了“最不值钱的那几种”。

    53岁的徐建民，花白头发，鬓角微翘，坐在大排档里唠叨往事。 从小伺候金鱼，给金鱼吸粪水没吸干净，总挨父亲的皮管子，抽得脊背声声作响。后来文革，金鱼成了“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代表，迫于生计，徐建民干过工人，开过出租，跟着歌舞团表演过口哨。

    直到2002年，父亲徐金生临终问：“民子，咱家的金鱼怎么办？”埋了父亲，一抹泪，这个汉子决定重振家业。

    两年后，徐建民辞了工作，在京郊租了一块地，取名“的士鱼场”。他四处寻访流落民间的老品种，可金鱼是活的，不像青花瓷，多少年过去，“蓝丹凤”、“鹅头红”早就没了原来的姿态，可他照样买下来，心里念叨：“给我几年时间，看俺‘金鱼徐’的手艺。”

    他和妻子按着老照片的样式，复制了传统木海，放在鱼池里漂着，美其名曰“航空母舰”；为了研究金鱼的遗传特征，徐建民还花五万块钱买了显微镜。

    那时候，他一穷二白，只身前往鱼场的时候，除了胯下的电瓶车，身上只剩一件军大衣。没钱置办别的物件，冬冷夏闷都得忍着，荒郊野地，野草比人还高，除了容身的小屋子，方圆十几里不见人烟。

    防着野猫，盯着水鸟，徐建民没日没夜的扎在鱼场里。早上起来，绕着鱼池子溜达一圈，看见鱼吐着泡正游得欢呢，老徐才敢放心去厕所。      

    有年冬天，他卸“木海”时不小心跌进冰窟窿。棉裤湿透了，大腿抽筋僵住，冰水里泡了半天。喊了半天，愣是没人听见。耳边大风呼呼作响，他抠着硬邦邦的泥土，吼起国际歌，生把自己“拔”了出来。

    “游过两回‘冬泳’了。”他心有余悸，“祖宗保佑，别有第三回。”

    他一直记得祖上的事儿，早在70年代，父亲徐金生写出《中国金鱼》时，日本就有人出重金请他们父子去日本养鱼。父亲没答应：“金鱼徐不做汉奸。”

    但对于金鱼世家来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中国传承了一千七百多年的金鱼文化，如今面临着被日本、泰国赶超的尴尬境地。他拿起手中的那张蓝丹凤老照片：“多美的鱼啊，体型如蛋，尾巴长过身子、薄如蝉翼。现在，绝了。”

    两年前，眼看着京郊的地价越涨越贵，老徐租不起了。哪便宜，就打游击似地搬过去，可北京城的郊区，哪还有便宜的地界？

    “我住哪都行，可我的鱼挨不住啊！”徐建民眼圈红了。的士鱼场的一百多万尾金鱼，在颠沛流离的时光中损失大半，鱼场开不下去了。老徐把五年来精心培育的四十对种鱼养在大木盆里，这是他唯一的希望了。

    可有天，四十对珍贵种鱼被人一夜之间毒死，鹅头红、蓝望天、墨龙狮头、蓝丹凤、王字虎、丹凤球，这些价值连城的“活古董”，都没了。老徐第一时间报了案。警察过来一看，撂下一句：“不就是几条鱼么？”徐建民哭着骂道：“这不是金鱼，这是我的命！”

    他对着自己拍下的那些金鱼的尸体，欲哭无泪。清明节扫墓，他对着祖坟痛哭：“我怎么去见老祖宗？”

    但徐建民还是选择了坚持：“我不能让地下的爷爷和父亲骂我。重头再来吧，这是命。”

    如今，守着鱼池子七年，徐建民手中的老品种已经重现生机，还培育出“三色文鱼”等新品。听说“金鱼徐”回来了，媒体蜂拥而至，全国各地的金鱼爱好者们也慕名前来。

    世道不一样了，“金鱼徐”的名气越来越大，各家“亲戚”也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有次逛鱼市，甚至有个鱼贩子操着河南口音理直气壮地冲他说：“我就是徐建民，您去打听，北京玩鱼的，谁不知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