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埋没的非著名旅行家

    随着中国旅游日的确定，有“中国古代杰出的旅游家”之称的徐霞客，再次高调出现在公众面前。因为旅游日所确定的日期，正是徐霞客游记开篇的日期——5月19日。其实，无论中国旅游日定在哪一天，都和徐霞客密切相关，因为申报入围的备选日期很多都与徐霞客有关。

    徐霞客当之无愧的是中国最著名的旅行家。相比于郭德纲自称为非著名相声演员，另一个同样有“中国古代杰出的旅行家”之称的王士性是真正的非著名旅行家。知道他的人确实太少了。

    他在人文地理学上所取得的成就，几乎被世间忽视了近四百年。直到1985年12月，在广西桂林召开的“全国徐霞客学术讨论会”上，当代研究历史地理学的权威谭其骧先生提出，要建立中国的人文地理学，就必须重视和研究王士性的著作，并把王士性与徐霞客相提并论，认为：“从自然地理角度看，徐胜于王。从人文地理(包括经济)角度看，王胜于徐。”

    王士性生于1547年，在万历元年即1573年考中了举人。但是，在第二年赴京城参加的考试中，他没能进士及第。落榜后，回到浙江老家，他排遣郁闷的方式是游览家乡的名山大川，把金华和温州的名胜走了个遍。那一年他27岁，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重要旅行。然后，再回到家中，苦读三年，考中了进士。在之后的做官生涯中，官做到哪儿就游到哪儿。

    徐霞客比王士性晚生四十来年，是江苏江阴人，说起来与王士性的家乡不算太远。徐霞客同王士性一样，也生在江南官宦之家，也自幼喜爱游历。不同的是，徐霞客没有考取功名，他走的是一条自助游的路，用今天的话说，是更纯粹意义上的“驴友”。他们几乎都游遍了明朝所辖疆域，徐霞客独缺四川，王士性单少福建。

    在明朝，旅行最远的人应是官员。朝廷一个命令下来，常常就是跋涉千里的调动，这种旅途在当时应该是相当辛苦的。1589年，王士性在南行的路上，对着镜子一看大吃一惊，不禁喟叹自己风尘奔波，怎么华发星疏老得这么快。但是，一到了山水之中，王士性便又豪情万丈了。

    《俯察大地——王士性传》的作者徐建春说，王士性虽生性勤谨，却也不无懒散。平时不修边幅，在诗文中常有厌烦世务向往山林清幽的情绪。或许，比起在衙门里当官，他更想过“遥从马首觅青山”的生活。在明朝当官的人中，一辈子奉令跋山涉水的一定很多，但像王士性这样，一路上兴致勃勃考察山水和人情，并写下精彩地理学著作的官员，只有他一个。

    他更感兴趣的与其说是自然，不如说是人文。比如，他在浙江行走时，就有段议论：杭嘉湖平原上的人，水系发达，又通商贾，非常富裕，所以风尚奢侈；而金华衢州一带，地处山区，民风刚烈又轻犯刑法，但生活俭素；到了温州、宁波，海滨之民百死一生，有海利为生不甚穷，风尚就在奢俭之间了。饮食之习不同，如：“海南人食鱼虾，北人厌其腥；塞北人食乳酪，南人恶其膻；河北人食胡葱蒜薤，江南畏其辛辣。而身自不觉，此皆水土积习，不能强同。”他以不同地理环境来分析人群的特点，这在今天看来不稀奇，但在四五百年前，在中国地理学中是先驱之作。

    本来，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主张，最好这个帝国的人民都安居乐业，自给自足，不要出门。在洪武年间，一个人的自由旅行里程只有100里，如果出这个范围，要领通行证。无证通行的人要被处以80杖刑。但是到了明朝的中后期，在帝国大路上行走的人却越来越多。

    明朝末年，社会中的旅游——不为官差，不为贩货，也不为赶考，就是为了出来寻乐——风气之兴盛，可能超出我们今人的想象。当然，这里旅游的主体，还是文人墨客和官员。根据台湾学者巫仁恕的研究，晚明时社会上不仅旅游手册类的书籍大量刊行，而且交通工具和食宿提供都日益商业化，导游成为职业，甚至出现今天旅游套餐类的服务项目，你只要出钱，出行、食宿、娱乐一条龙服务。

    正是上述大众旅游的基础，才在明末诞生了两个杰出的旅行家——徐霞客和王士性。

    王士性以其敏锐的眼光，在16世纪就已萌发了旅游的“产业”意识。他在《广志绎》卷四中写到游西湖时，注意到当地居民以旅游业为生，分工细致，已经相当专业化了，而且很赚钱，“日不止千金”。但当地的有关部门经常去禁止他们，认为这是不务正业。王士性说，这样不但那些打渔的、划船的、唱戏的、卖酒的人失业了，我们这些游客也很不方便。

    当王士性感到自己已经体力衰退走不动了，就坐下来整理他的地理著述。他从到南京的第二年开始写，写了一年，《广志绎》写成，还没能刊印出来，就猝然去世。这一年，正是1598年，大明朝的兴盛到了极点，悄悄开始显露败象。9年之后，徐霞客开始了他著名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