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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的一个午后，阳光从云层的缝隙洒向成都高新区的街头，一片造型各异的高楼在金色的光泽里直冲云霄，仿佛雨后山间冒出的一片新笋，急不可耐地雀跃生长。
“这里几乎每天都在改变。”杜必强笑着看看办公室窗外两座正在施工的写字楼。这位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分管规划建设的副主任清楚地记得，2005年管委会刚刚搬到这座新落成的办公楼时，自己从办公室向外眺望，外面只是一大片“农田”；而现在，在成都平原这片肥沃平整的土地上，一座坐落成都城南、规划用地面积37平方公里、建设面积6500万平方米的“新城”正带着喜人的态势健康生长。迄至目前，整个新城已建成2000万平方米，在建2000万平方米，拟建1500万平方米；鳞次栉比的写字楼拔地而起，顶着来自全球的知名跨国企业标志，映射着这座西部城市的崭新面孔。
这座新城的成长，从最初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到城市副中心、科技商务新城，再到如今的城市新中心、高端产业城，发展定位逐渐深化、不断升级，成为引领成都向世界级城市目标迈进，并占据全球产业链重要一极的新引擎。
在成都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敬刚看来，这片正在茁壮生长的新城不仅有舒展繁茂的枝叶，也有深入下掘的根基：“天府新城一个区别于其他新城的显著特点，就是其承载的丰富产业内涵。”从第一部磁卡电话下线到封装测试第一块芯片，再到三大产业、七大产业集群的汇聚；从全国高新区前十到综合排名第四……如今，全球企业500强中，有50余家入驻成都高新区；世界软件20强的企业里，这里包括了11家；这里聚集的集成电路IC设计企业也已超过100家。
“天府新城绝不是简单的造城。”敬刚说。在不久前的一次会议上，他信心勃勃地评价，在成都高新区，“新城为产业而生，产业因新城而强”。
几乎能听到楼房一栋一栋往上“拔”的声音
这座新城生长的速度让许多人始料未及。过去的很长时间，高新区所在的成都南部郊区一直被成都人视为“城乡结合部”。高新区投资服务局副局长刘宇彤还记得，2003年，自己刚到高新区工作时，专门留给一家知名公司的区域长满杂草，“偶尔还会跑过一只野兔”；自己工作所在的办公楼，每天只停着孤零零的一辆车。
但现在的天府新城，则是绿树成荫，高楼林立，道路四通八达，工地热火朝天。一座在建商场的资料宣称，这里将“囊括成都所有最高端品牌”，与它相邻的一个高档楼盘甚至给每户公寓配备了专用电梯和泳池。
不过，如果时光回溯到20年前，在高新区刚成立的时候，第一任管委会主任张学果恐怕会坚持，这些房地产建设都是“不务正业”。这位老人曾经坚信，高新区的定位就是“科技成果产业化”，把高校、企业的科研成果应用于实际生产。
“那时我觉得，高新区姓‘科’，所以一切和科技无关的都不是正途，不能做。”张学果回忆起过去，朗声大笑，“如果一直按照我最初的设想干下去，高新区真有可能变成‘睡城’。”
事实上，没过多久，这种观念带来的弊端便充分暴露出来，“配套不足、房子密集、道路狭窄”。
1994年便进入高新区创办民营科技园的天府新谷公司董事长王明新回忆，当时高新区的状况可以用一句顺口溜来形容：“出门没有树，下雨没有伞，中午没有饭。”因为周围没有饭店，他甚至常常只能请生意伙伴在路边吃盒饭。
高新区的规划者们这才逐渐意识到城市配套的重要性：“技术的层次越高，对环境的要求也就越高。”
如今的人们还在享受这种思路转换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在天府新城疏朗的街道两侧，随处可见工地的围挡和忙碌的吊车。一位官员形容自己“几乎能听到楼房一栋一栋往上‘拔’的声音”，而房地产广告的标语也在不断提醒周围的人们，这里将会成为“城市的新中心”、“成都的CBD”。银行、保险、金融管理机构和电信、石油、电力行业的各大公司都在这里聚集。这里将拥有超过10家五星级酒店，不远处，则是西南地区唯一一家全球知名家居用品商“宜家”。
在新城置业的白领小赵的印象中，无论什么时候，宜家里都挤得满满当当。每到周末，卖场里全是年轻的面孔，甚至有外省人专门开车上千公里来这里挑选家具。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年轻时尚的家居卖场的前身，是一个大规模的农产品批发市场。
现在，杜必强希望这里能够“代表成都现代城市的文明”。在这片曾经的农田上，长出了软件园，长出了西部国际金融中心，长出了洲际酒店，也长出了一大片达到专业比赛标准的网球场。
69岁的张学果如今早就从高新区领导岗位上退休了。他现在的身份，是高新网协的负责人。如今，在这片他曾经认为“不务正业”的场地上打两场球，是这位老人平日里最大的爱好。
IT巨头抱着团、扎成堆，纷至沓来
依托于成都高新区的天府新城，当然并非当今中国唯一一个日新月异的新城。事实上，在不同的省份，许多城市的人们都在亲历着新城建设中令人目眩的加速度。
不过，这里依然有些不同。与其他新城相比，推动成都高新区生长的最大动力，不是煤炭、石油，不是车间、厂房，而是一颗颗活跃的大脑。
在这里，每栋写字楼里的景象都平淡得几乎是乏善可陈。没有象征工业化的烟囱，没有精密的仪器仪表，只有不同年龄、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面对着闪烁的电脑屏幕的不断敲击。
2002年，魏波只身一人来到成都高新区创业，带来了嵌入式系统研发的核心技术。如今，他的新公司已经投入运营，“分部在美国，总部在成都”。高新区的软件园里，容纳了近百家类似的企业，汇聚着超过15000多名IT人才。
一些知名企业正在向这些活跃的大脑借力。IBM、诺基亚等56家公司在成都建立了研发机构；软件外包企业全球20强有5家进驻高新区，2009年软件产业销售收入超过300亿元。
这座偏居西南的城市，已然被媒体誉为中国的“西部硅谷”。2010年10月，在科技部公布的国家高新区评价结果中，成都高新区综合排名位列北京、上海、深圳之后，在全国84个国家级高新区中排名第四、西部第一，其中，可持续发展能力排名第二，仅次于北京中关村。
被成都市长助理、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韩春林评价为“科技含量高、人力资本投入大、产业辐射带动力强”的软件及服务外包行业，正领着天府新城的发展健步向前。甚至在世界软件行业的版图中，成都软件园也开始在美国硅谷、印度班加罗尔、爱尔兰等著名软件园的地盘上“分得一块蛋糕”。
“天府新城应当成为成都乃至西部地区融入国际产业分工、参与国际竞争的崭新平台。”正如敬刚所言，“如果天府新城未能担当起这个重任，或者仍然局限于传统产业，产业的影响力、辐射力不够，这座新城的开发建设也就谈不上成功。”
高新区规划局副局长张海涛曾多次到国内其他高新区考察，他发现，很多原本规划目标很高的新城，只依靠住宅房地产业快速发展，最后只能成为单纯的住宅区，甚至成为饱受诟病的“睡城”、“空城”。
“一个没有产业支撑的城市，怎么发展经济、解决就业？”张海涛皱着眉头反问。
在成都，蓬勃的产业发展给城市迅捷的步伐增添了稳健的力量。从2010年9月到2011年1月，8家世界知名IT企业先后与成都高新区签约入驻，高新区官员喜滋滋地形容，这些IT巨头简直“抱着团、扎成堆，向着高新区纷至沓来”。同时，超过1500家小型创业公司也集聚在高新区的科技孵化园里，让许多人期待他们成为“未来的苹果公司”。
老一辈的高新区官员还在回忆邓小平1991年“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题词。那时，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成都高新区建设孵化器、转化科技成果，以地奥集团为代表的医药行业、制造业成为这里的第一批支柱产业。
如今，成都当年的“科技园”已经变成了“软件园”。杜必强解释说，软件及服务外包行业能够发挥成都高校聚集的人才优势，又对物流没有需求，打破了“西部只能承接东部落后产业转移”的宿命，使成都站在了现代产业高端，直接与世界对话。
事实上，“主导产业”已经在推动着这座新城的加速生长。来自世界各地的软件企业在成都汇集，软件园的建设速度远远赶不上它们每年30%的增长速度。
杜必强扳着指头笑呵呵地盘算：“软件园一期25万平方米，二期56万，三期25万，四期10万，五期预计60万。前三期早就满了，如今四期还没建好，就已经快无房可供啦！”
这个地处西南内陆的高新区，正在努力与东部沿海地区比肩：刚过去的2010年，成都高新区产业完成增加值534.7亿元，合同外资6.86亿美元，到位外资9.02亿美元，外贸出口35.99亿美元。
世界IT巨头们带着前所未有的热情涌入这里。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局长汤继强对此评价说：“这座被赋予产业概念、不断吸纳聚集新兴产业的新城，正在逐步崛起成为城市和区域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汤继强的另一句话听起来更加雄心勃勃。他语气温和却不容置疑：“成都将会颠覆整个世界的IT产业格局。”
棕色渐渐褪去，紫色、红色和黄色交融
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天府新城的建设为标志，提倡速度、效率的成都高新区变“碎”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张学果曾经计划用一条主干道把高新区一分为二，“西边做产业，东边做配套”。现在，产业和配套却高度交融，维系着这里健康、持续的生长活力。
杨林将自己创办的精算软件公司搬到了高新区的一家民营孵化园天府新谷。这个小公司的员工大多脸孔稚嫩，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但公司的软件产品却垄断了西南一些省市的医药销售行业。
杨林的书架上摆着本《如何造就中国的微软》，不过，当年决定把公司搬来这里时，这个娃娃脸、穿着登山服的年轻老板可没想太多：“嘿，写字楼里还有几个篮球场，就来这儿吧！”
摊开90年代初高新区的规划地图，2.5平方公里的土地几乎被棕色的色块填满——那是代表工业用地的颜色，而代表商业的红色和代表住宅的黄色的面积则微乎其微。
而现在，棕色已经褪去，红色却在新的规划图上逐渐增加。在最新的规划图上，已经很难找到巨大的色块。红色的商业用地和紫色的科研用地、黄色的住宅已经紧密地交织在了一起，使整个城市看起来细碎斑驳。
“在传统的模式里，要么你是科研，要么你是商业，要么你是住宅。”杜必强说，“但现在，我们更提倡复合型的发展。”
杨林所在的科技孵化园里，年轻的企业家们正在铺展自己的事业版图。与他们一墙相隔的地方，一座正在施工的建筑用标语告诉人们，这里是新城未来最大的购物商圈。事实上，在软件园四期工程的周围，环绕着一片一片的住宅小区。
2008年3月，成都高新区首次提出创建“天府新城”的整体规划。按照设想，最理想的状态是，这座新城将拥有60万居民，并且提供60万个就业岗位，生活与工作交叉相融，“住宅里面有商业，商业里面有产业”。
“不过，我们可不需要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只要那些‘高端’的环节和高端产业。”杜必强说，“为此，我们把软件和服务外包作为主导产业。”
在天府新城，一片原本聚集了好几家工厂的区域如今已经变成了一片空地。仅剩的一间蓝色的厂房旁边，原本用于办理出口业务的海关大楼已经空空如也，留守的几名工作人员向偶然到来的访客笑着解释说：“我们已经搬家了。”
制造行业被转移到了新城之外的另一个专门的科技园区，其中包括早年的军工企业、医药企业，以及新近落户成都的IT工厂。这里专攻出口加工行业，英特尔、富士康、戴尔在这里比邻而居。而在“城里”留下的空地，则会迎来更多的“与城市交融”的企业，变成一片规模巨大的“总部商务区”。
在刚刚崭露头角的天府新城里，产业与城市正在积极地互动。从电脑前离开的白领可以在健身房活动活动筋骨，在歌剧院里欣赏一场来自百老汇的表演；同时，这座充满魅力的新城，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高端人才涌入，推动着产业前进的脚步。
人类未来生活理想城
如今的天府新城，已堪称成都具有现代化国际都市气质的面孔之一。驾车穿行在这里乃至整个高新区，人们会发现某些奇妙的变化。除了现代化的高楼，英特尔、德州仪器、戴尔、通用电气、西门子、赛门铁克、富士康、联想、腾讯、阿里巴巴……这些世界知名企业的标志或铭牌，会不断闪现在眼前，倒映在汽车的后视镜里。
这座曾经被“蜀道难”封闭的城市，已经开通了32条国际航线和76条国内航线。从这个古老的城市起飞，3小时到达首尔，6小时到达东京，10小时到达伦敦，12小时到达巴黎，15小时到达纽约。10个国家在这里设立了领事馆，在全国的城市中，这一数字仅次于北京、上海和广州。
敬刚希望天府新城立足“国际知名、国内一流、中西部第一”的目标，走上高端化发展的道路。这位高新区的“一把手”在一次会议中提出，天府新城应当要服务金融、总部、软件及服务外包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建设一座宜业宜居的现代化新城”。
如同许多新城一样，成都高新区的建设也曾经致力于“疏散人口”，减小中心城区人口压力，但由住宅支撑的新城，缺乏产业，“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杜必强发现，在城市中心区和新城之间，早晚交通流量非常大，甚至会时不时地出现堵车，人们大多在区域内工作、区域外居住，“长远来看肯定有问题”。
而现在，他希望能让人们在这个区域内生活，“在新城工作，也在新城生活”。事实上，这位官员已经把自己的家搬进了成长中的天府新城。
这里在产业上突飞猛进，也在“田园城市”的建设中不断探索。在建造园林绿化的景观之余，集中供能、地源热泵、LED节能路灯、智能电网等节能环保新技术，也在这个崭新的区域应用推广。
这里甚至还在进行一种近乎“科幻”的尝试。在与思科公司合作的城市 “智能互联”计划中，政府、企业、家庭更紧密联接，居民工作、学习、生活、休闲的方方面面都被纳入一个庞大的智能互联网系统中。一个在天府新城生活的普通居民，将享受到“在办公室就能控制洗衣机、在路上就能烧热洗澡水”。
高新区的宣传材料里介绍说，等到这一系统设置完成，天府新城将成为一座“基于互联网时代的人类未来生活理想城”。
成都高速发展的产业曾经吸引了很多远道而来的客人。1998年，时任英特尔公司CEO贝瑞特来到成都之前，对这里唯一的印象仅仅是“大熊猫的故乡”。但在参观完成都电脑交易最红火的“科技一条街”之后，这位老人在英特尔公司的一次会议上说：“在中国的西南有一个成都，你们都应该去那个地方看一看。”
如今，天府新城成为成都新的亮点。这座新城希望把越来越多的人才留下来。月租200元的大学生创业居住区门前，有公交车线路直达城市中心；房价只有周边一半的高档小区已几近完工，售楼顾问介绍，这个小区只面向从外地来软件园工作的高端人才。
在产业经济发展的同时，步伐轻快的新城也开始展现时尚的身姿：这里将会有一座由世界著名建筑师扎哈·哈迪德设计的面积超过17万平方米的歌剧院，这座造型灵动飘逸的歌剧院拥有3400个座位，在它的正面，则是一个巨大的音乐喷泉。
坐在办公室里，杜必强已经开始期待它完工后的场景：在音乐的鼓点中，晶莹的水柱喷涌而出，一如这座新城的跳跃生长。
本报记者 付雁南 周欣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