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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清代的性质
《清朝的国家认同》，说起来是本学术书，但里面的多数文章，非常好读，也非常重要，虽然副标题冠以“‘新清史’研究与争鸣”，全书主题还是围绕清代政权性质展开的讨论和辩论。争论双方的代表人物，是华裔史学家何炳棣和美籍汉学家罗友枝。郭成康《也谈满族的汉化》、葛兆光《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叙述》、司徒琳《世界史及清初中国的内亚因素》、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等，都值得一读。
严格讲，关于清朝的国家性质，既是学术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对中国（华裔）学者，后者的色彩更浓。今天的中国版图，其规模，是有清一代奠定的，比较宋代中国地图，清代地域扩张的业绩，一目了然。近代中国，在与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对撞中，最后败下阵来，责任自然要到清代那儿寻找。这是讨论清代国家政权性质问题的来由。问题还可以转换成清朝的“汉化”程度——这不可避免地涉及清代带进中国版图、行政化管理地域的合法性。仔细想来，参与讨论的文字，有时带着火药味，便可理解。
双方观点，几乎是对立的。何炳棣直言，不仅制度、治理理念，清代统治者沿袭明例，即使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满人（后金人）都高度同化到中原文明之中。说到底，清代是中国少数民族政权，清末革命党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只是推翻腐败政权的动员口号，且很快调整到“五族共和”的轨道上来。另一方观点是，清朝是外来政权，至清帝逊位，不仅对传统汉地统治与边疆地区治理有着极大区别，且至少在意识上从未接受中原文明的同化。
对中国（华裔）学者，问题当然是政治性质的，已超出学术讨论的设限。问题是，西方汉学家所持观点，一定包藏祸心？或者提问可以换个角度，中国以外那个世界的知识人，看中国问题时，多少是因为无知、少知，以至引起误解，多少是怀揣政治目的的别有用心？问题为假，我们可以置之不理；如果问题提供了一个认识我们自己的新视角，我们何不借力打力？
“气”与农民行为
当年读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吴思《潜规则》和《血酬定律》时，便期待中国社会（历史）学研究，有本土概念的化用，且依此构建本土问题的解释系统（概念、理论框架），——有必要重新审视乃至结束用西方概念、理论解释中国问题的近现代学术传统。应星在从事乡村社会稳定研究时，发现了“气”，与吴思最近用“官家”解释中国两千多年治理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
“气”的发现，及其各种存在形态和所含意义的论证，给读者重新认识中国农民政治抗争，开阔了视野，用于不同类型案例，更彰显了它的解释力量。特别是作者论证了“气”在抗争中的道义含义，与以往同类研究强调“利益”因素不同，真让读者眼前一亮。“不蒸馒头争口气”，正是这层意思的朴素表达。当然，实践中，这种以“气”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行为，既可能增强农民政治抗争的正当性，又可能增加抗争的烈度，以及不可预测的方向。事关重大，学者们的确应该下大力气给予更详尽的研究。
我更想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中，本土概念化用的意义。当我们离很长时间以来追赶的世界越近，我们发现，中国之不同，不是意识形态式的口号，也不是与人抬杠式的意气用事，它很可能就是事物的本质。在我们下决心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之前，需要搞清楚这问题到底是什么。面对中国问题时，你或许会发现，借来的概念和工具，要么使问题走形，要么使工具变形，结果往往两败俱伤。本土概念的引入、登场，便显得十分必要和可贵。然而，本土概念的化用，是否意味着非另起炉灶而不能有效，看来是需要进一步确证的问题。应星的著作的后半部分，会给读者以很大启发。
刘苏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