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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师大珠海分校毕业后，李颖玉成为团珠海市委的一名专职“团干”。如果不是参加了“两进三同”，她压根儿想不到，就在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里，还有这么多没有双休日、每天要加班到深夜的同龄人。
2010年11月29日，在团珠海市委书记赵伟媛的带领下，李颖玉所在的第二工作组来到珠海威丝曼服饰有限公司，开展为期一周的“两进三同”。经过简单的岗位培训，李颖玉成为 “初检组”的一名女工，工作重复而单调——拿着小剪刀，剪去成衣上残留的线头。
短短的几天下来，小李已经和同组的工友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小姐妹。一天，她临时被抽调到包装组去帮忙，第二天回来时，竟然受到工友们的热烈欢迎，“那一刻，我甚至忘记自己是个来体验生活的，好像本来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在与工友的交流中，小李发现，这些来自四川的、广西的、湖南的小姐妹，很多人来珠海已经两年多了，但因为工作忙、加班多，市里很多的旅游景点都还没去过，即使工作组特意联系影城送来数字电影时，也有很多人因为加班不能来看。
李颖玉说，短短的一周里她最大的转变是：以前，坐在办公室里，更像是“我们”在为“你们”服务，现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近“你们”，成为“我们”。
作为一名“老”团干，团珠海市委青少年权益部部长黄书凌以前也没少下到企业，但大多是和企业负责人开开座谈会、或者参观指导企业团的工作，在他的职业生涯里，与企业青年在一个生产线上同劳动，这还是头一次。
经过岗位培训，黄书凌成为遥控器生产线的一名普通工人，早上7点50分上班，下午5点10分下班，除了午餐时间，上下午各有一次10分钟的休息，晚饭后还要加上两个小时的班，虽然工作很简单，但一天下来，却让他腰酸背痛，“这可比坐办公室累多了”。
刚接到“两进三同”任务时，黄书凌认为这不过又是“刮一阵风”，大不了受几天累，熬一熬就过去了，然而，随着与企业员工的深入交流，在感受到一线工人乏味、枯燥的生产线生活，了解他们的真实处境和所思所想之后，他开始反思自己之前的工作。
“企业青年需要的是什么，团组织能提供什么，我们以前设计的服务产品，又有多少是真正能够走进青年群体并被他们所能接受的呢？比如，我们有个叫“青春有约”的品牌活动，是帮助青年人交流、交友的，以前的模式都是在办公室策划好之后，把活动通知下发到工业园区，至于园区青工愿不愿意来、有多少人能来，从来没想过。”
经过几天的同生活同劳动，他发现，虽然一线工人也有交流、交友的需要，但由于平时工作时间太长，他们其实是没精力、没条件也来参加他们设计的这些活动的。
随着在生产线上的劳动技能越来越熟练，黄书凌这个“老团干”也逐渐意识到，团组织在服务青年工作上其实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通过‘两进三同’，我们发现，虽然企业青年在成长成才上有着共性的利益诉求，但具体到每个青年身上又是千差万别，这对我们共青团传统的工作模式提出了很大的挑战”。黄书凌此前曾参与了珠海市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的创建工作，“能不能借鉴我们在社区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成功实践，把专业社工引入到企业中来，为有需要的青工提供更专业、更有效的帮助”。
一位在团市委工作了近十年的老团干深有感触地说，虽然我是和青年打交道的，但实际上已经被机关化了，“两进三同”让我重新回到基层，换上工人的服装，获得了身份的认同，也重新开始审视自己工作岗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而在团珠海市委书记赵伟媛看来，“两进三同”除了可以增强团干部与青年之间的朴素感情，转变工作作风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团的工作提供创新的思路和方法。
“在企业调研时我们发现，虽然在我们的努力下，一些非公企业已经建立起了团组织，但由于某一个负责人的离职，就使已经建立起来的团组织重新陷入瘫痪状态，这让我们重新审视基层团组织特别是团支部这个层级的建设问题，我们通过与青年紧密接触，发现一批在青年群体中有号召力和感染力的年轻人，通过有针对性的培养和建立数据库，使之成为我们在基层进行组织建设和开展团的工作的骨干力量。
而前不久召开的团珠海市六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上， “基层”成为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词语，春节刚过，团珠海市委就制定了春季“两进三同”的方案，机关各部室的团干们就深入到社区、企业、高校和重大项目建设工地等一线。在此基础上，团珠海市委还在探索“两进三同”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制度化运作，明确了“两进三同”的10项规定动作和6项自选动作，并对开展“两进三同”的时间、地点、方式以及工作任务、载体进行详细的要求。
本报记者 武欣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