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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开始，在武汉市直行政单位，进行着一场清理公务员津补贴的行动。公务员们被要求退还2007年至2009年间多发的各种津补贴，保守估计，总额有数千万元。其中，一市直机关人均应退还金额7.39万元。（《新京报》5月3日）
此次清退的背景是，去年中央纪委等六部委对广州、武汉等六地市公务员津补贴进行检查，发现不同程度地存在滥发。据称，中央纪委去年检查的6个地方，武汉滥发的津补贴不是最多的，广州等地发得更多。由此，不难看出各地公务员津贴补贴发放的混乱情况。
这仅仅是中央在个别地方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的情况，没检查到的地方的情况如何呢？学者的专门调查也许能提供证明——复旦大学副教授孙琳，曾专门调查过中国公务员薪酬问题。据其不完全统计，各地擅自发放的津贴补贴名目达300多项。
官方“例行检查”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学者的研究结论，同时也给“官员每年有巨额灰色收入”的民间说法，提供了有力注脚。一句话，如果说公务员津贴补贴泛滥，薪酬标准事实上已变得十分混乱，决非言过其实。由于滥发津贴补贴的钱，主要来自预算外收入，这不仅扰乱了正常的财政预算秩序，给资金监管带来巨大困难，也容易助长政府履职执法中的不正之风，滋生“执法经济”，给设立“小金库”甚至个别官员的贪污腐败，创造有利条件。
同时，泛滥的津贴补贴发放，客观上拉大了阶层收入差距，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损害了政府公信力，也激化了官民矛盾，滋生“仇官”心理。
要有效遏止和切实防止一些地方滥发津贴补贴，仅靠偶尔进行“例行检查”后的清退纠错，是远远不够的。全国如此众多的地方和政府机关，要“检查”到何年何月？！为此，笔者认为，鉴于目前各地滥发津贴补贴已具有普遍性，需通过强制性的法律予以彻底纠正。
公职人员工资福利法，就是这样一部约束公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重要法律。现代西方法治国家，几乎都有类似的法律。比如，在世界上较早建立公务员制度的德国，不仅有《联邦公务员法》，严格界定公务员的范围，规定公务员、雇员和工人的总体比例，还制定有《联邦公务员工资法》，具体规定公务员的工资、津贴、补贴及福利的种类、范围和标准。美、法等国也都有相应的法律制度。
而我国，由于《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只有极为原则性的笼统规定，致使公职人员的工资福利，主要依靠政府及其人事主管部门的红头文件进行管理，一方面规范性程度低，另一方面效力等级也低，权威和执行力不够，以致各地竞相突破，想方设法通过增加津贴补贴和福利，来提高公职人员的薪酬水平。
除此之外，不少地方还在其他方面，如社会保障制度方面，挖空心思为公职人员谋福利。比如，将公务员纳入保障房对象，优先供给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三公消费”大有变为“四公消费”的倾向。权力自肥之所以在不少地方大行其道，即使遭到社会各界普遍质疑，仍能我行我素，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我国目前缺乏一部规范具体、标准明确的公职人员工资福利法，现有的政策和文件无力约束个别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自私自利之手。
需要指出的是，公职人员工资福利法的规范对象，不应仅限于我国《公务员法》所规定的范围，还应包括垄断国企的高管和员工，以及事业单位改革后承担公益服务职责、由纳税人供养的事业单位官员和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