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对于普通观众来说，何多苓没有像同为四川美院77级同学罗中立那么出名，在近年火热的艺术市场里，他的作品价格也没能像同学张晓刚那样形成话题。现年63岁的这位画家“不合时宜”地保持着老手艺人般的姿态，几乎没尝试过架上绘画以外的其他艺术形式，绘画作品基本没有文字说明，也不像时下知名艺术家那样雇佣助手，并且很少出席别人的展览开幕式。但这并没有掩盖其在当代艺术史中的重要性——他的《春风已经苏醒》曾被评为新中国美术60年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5月8日至18日，“士者如斯：何多苓展”在上海美术馆举行，此次展览展出何多苓各个时期的代表作以及近三年从未公开的新作品。远离主流和公众视线的何多苓被重新拉回到他并不擅长的环境中。在4月中旬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并没有看到他的身影，那时他还在成都继续画没完成的几幅画。他说自己属于画得非常慢的那种人，一年最多画十几幅。“老觉得没有达到一定要求，看的时间比画的时间还多，最后都是因为时间来不及了，只好算画完了。”他说。
30年前，当罗中立那幅饱经沧桑的《父亲》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时，何多苓正在创作日后令他享誉画坛的《春风已经苏醒》。只是在当时以“伤痕美术”为主流、以揭露社会问题为主要创作内容的环境里，周围的人看不明白，他要画坐在草地上的一条狗、一头牛和一个扎两条麻花辫的小姑娘有什么意思。
这并不是何多苓第一次远离“主流”。在这之前，他还曾想过创作裸体画《收获后的土地上》。那时，整个社会正处于意识形态大开放的时期，“随便画什么都行”。周围的同学都在揭露“文革”，画“武斗”以及一些“现在绝对不让画”的政治敏感场面，何多苓却想画一群洗澡的姑娘。“我在凉山当知青时，看见过一群女知青洗澡，那是非常美的画面。”学校本来同意他画，最后又不让画了，“可能觉得太刺激了，一大片裸体。看来，在当时那个环境，政治上的开放要先于观念上的开放。”何多苓说。
《收获后的土地上》没有画出来，画出来的毕业作品《春风已经苏醒》因为“没有情节”，导师连分都没给他打。毕业分配时，他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折腾了半年。直到后来，时任《美术》杂志编辑何溶、栗宪庭力排众议，把这幅画放在杂志封面上，才使它被美术界逐渐认可，并被评价为“抒情的、诗意的、神秘主义的、不可知的，表现了人与自然的神秘联系”，何多苓也被视为“伤痕美术”的代表。
但何多苓本人却认为这是一种误读。“我有自己的坐标系，把我归结到‘伤痕画派’、‘乡土画派’都不准确。我没有画过社会问题，画面里也从来没出现过政治符号，我觉得绘画的功能不在这儿，它应该解决视觉上的一些问题。《春风已经苏醒》那幅画是个人化的，只不过后来被赋予了一些社会含义，其实不是我的本意。”他说。
何多苓早年的经历和同时代的画家大致相同。“文革”时下乡插队，考入美术学院，某幅作品先被争议，再被认可，出国，归国。他画连环画《带阁楼的房子》，画知青题材的《青春》，画边疆风格的《乌鸦是美丽的》，画女性人体，这些作品都保持了他的抒情性。在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看来，何多苓走了一条既与众相同、又与众相异的路。“上世纪70年代向80年代转折时，何多苓用作品书写了当代艺术最初的篇章。90年代，他不同于当时风行的波普、玩世和其他带有符号化的潮流，仍然延续自己的一贯道路。在21世纪这个图像碰撞、媒介发展跨越边界的时代，绘画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但何多苓始终坚持架上绘画。”
“我坚持我要表达的东西，从没退缩过或者改变过。这建立在我很清醒的一个状态上，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对自己的了解，我的自知之明，我对自己所要走的路很执着。”何多苓说。
何多苓认为，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插队的那3年，对他的人生观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那是很孤独、很自由的境地，最后变成了我的一种追求，是我最怀念的一段时间，是不可再现的一种状态。这也形成了我后来的性格——和所有的人和事都保持了一定距离。因为我不擅长，自然就不会有过于深的接触，接触到一定程度就退缩到自己的世界里，我不会介入特别大的潮流中，也不会成为潮流中的重要分子，也不会去参加好像很密切的团体，我会保持一种自尊的独立性。”
如果把时钟调回到上世纪，1984年，何多苓和艾轩曾创作了一幅名为《第三代人》的油画，画面中，一身红衣服、扎两条辫子的诗人翟永明站在最中间，周围是戴着眼镜、书卷气很重的张晓刚、周春芽和刘家琨等人。何多苓称这些具有共同精神气质的人为“第三代”。“我们来源于‘文革’前高度一体化的社会，受着极为严格的传统教育，思想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就像张晓刚画的《大家庭》，大家都有一种共有的血脉。改革开放时，我们正处于叛逆期，既从那个时代过来，又对自己的过去有了极大的批判，我们就处于这个非常矛盾的状态。”何多苓把自己也画在了一个不太起眼的地方，“觉得和他们距离很近，完全是一体的那种感觉。”
那时，那群年轻人还在同一起跑线上，如今，画中的许多人都成了各自领域中的知名人物。何多苓的同学里，有的成了很成功的商人，有的是艺术家兼商人，有的是艺术家兼行政官员，“都很成功，但我自己还是在原地踏步，还是在做一个单纯的画家”。那种“一体”的感觉，他再也找不到了，“大家差别很大，距离拉得很开，而且彼此间来往也很少，各干各的事情。”何多苓说。
本报记者 王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