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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记者面前的是3所民办高校（高职）的2011年招生简章，内页里无不精美印制着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或“专家委员会”委员们的照片。
看上去，这些“教授”、“博士生导师”撑起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但仔细一瞧，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仅是挂名或兼职。校长们明白，这些名师未必看重“专家”、“委员”这些头衔，可是学校的专职教师还真有点儿“拿不出手”。
根据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教师保少兵的调研，云南省民办高校专任教师学历和职称严重偏低——具有博士学位者寥寥无几，硕士研究生也多在10%以内。并且，教师中拥有教授、副教授等高级职称的不到5%，且多为普通高校离退休教师，讲师约占10%以内，助教以下占到70%以上。
记者调查了解到，民办高校教师评职称通道不顺畅，进入和流出机制层层受阻，多数学校的招生宣传册上只好由外聘专家唱起了主角。
民办高校教师评职称被区别对待
“职业院校评职称难，民办高校就更难了。”昆明一所民办高校教务处刘老师的感觉是，“一般上报10个人，通过的只有两三个”。
由于学校没有自己的职称评定委员会，所有材料都是上报到云南省教育厅职称改革办公室，由它来组织一个专门针对民办高校的职称评定委员会。
该校一位老师说，他参评讲师职称，“工作年限、学历、科研成果等都达到要求了”，却仍然失败。他认为，是众多民办高校教师一同竞争有限的名额，“排排坐，吃果果”的游戏规则让他不得不再多等一年。
“与我们同类、同级别的公办高校有自己的职称评定委员会，可以自己评讲师，报多少通过多少。”他说，“统一参加省里的评定，一是有名额限制，二是民办学校被区别对待。”
当然，他也知道这很难被证实，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
云南省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从信向记者解释说，当一所学校中级以上职称的老师占到相当比例的时候，才能够设置职称评定委员会，与民办、公办无关。“民办学校大都历史较短，需要一个过程，要一步一步来。”
张从信认为，客观地说，民办学校教师的职称评定前些年很难，现在教育部门已经十分重视民办学校教师的职称评审问题，力争与公办学校同等标准、统筹安排。
但这并不能打消民办学校教师们切身体会带来的普遍疑虑。一所民办高校教师朱明（化名）试图用自己的经历向记者表明，民办高校教师的职称之路曲折艰辛得多。
朱明原来是公务员，跳槽到这所学校当老师时并没有想到职称之路会如此艰辛，“一连申报了三年，一直评不下来。”
他请人帮他看了申报材料，“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的专家私下说我的材料和已评上的人差不多。”朱明说，“但是‘压得很厉害’，因为你是民办的，首先心理上就设了一个槛。”
第三次失败后，朱明使用了一些特殊手段，托人将自己的人事档案关系转入了一所公办大学，约定不占编制、不领工资，只参加评职称。那所大学有自己的高评委，可以评定副高职称。一年多后，朱明顺利地成为副教授。
“我的情况可能是个特例，但不是没有现实基础。”朱明说，是民办高校教师的身份令“副教授”头衔晚来了好几年。
高水平教师很难成为民办高校“自己人”
针对民办高校教师职称评定很难的现象，云南工程职业学院院长环遵祥的观察是，民办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定在各界呼吁下已经有了一个程序和通路，但“名额少，还不像公办高校那样顺畅”。
张从信认为，这是体制问题令民办高校在现实生活中地位难以提高，导致师源质量也难以提高。“民办高校作为非企业法人单位，无法受到与作为事业单位的公办高校同等对待。”张从信说。
由于两种身份之间众所周知的差距，民办高校打造一支高水平教师队伍的目标可谓“腹背受敌”。
昆明某民办高校的专家委员会有28人，但只有4人是该校的专任教师，其余全部是从昆明各高校请来的教授。该校一位老师说，大多数教授一周只到学校来一次，还有的甚至一个学期只开一次讲座。
校长不是不明白，一个强有力的师资体系肯定不能仅靠外力，但要让这些教授成为“自己人”，要逾越的鸿沟已经超乎了金钱的力量所及。
“我可以开高工资请名校老师来讲课，他可以兼职，但是人家不愿意把整个身份放到学校，因为退休以后的待遇都不一样。”环遵祥说。
进入通道有障碍，出去也有障碍。由于培养培训和考核评价体系的不同，工龄和教龄常常无法连续计算，使民办高校教师转入公办，成本巨大。
朱明评上副教授以后，曾经联系到一所公办大学，但对方表示，由于他来自民办高校，“副教授”头衔必须作废，从一般讲师做起，进入该校的高评委重新评定职称。他经过一番思考，决定作罢，因为“评职称太劳神了，折腾不了”。
但大部分人的选择都与他不同。前段时间，环遵祥的学校又流失了一名教学骨干。为了获得一个公办大学的编制，这名考上了博士的年轻教师不惜把数年的工龄尽数抹去。
请一定要认同民办高校的教师
一位民办高校校长说，几乎每一个学校都会有一套完善的师资建设规划，但在“公办”、“民办”不能一视同仁的制度面前，“专家治校，教授治学”、“专家领衔，中青年教师作砥柱中流”恐怕都只是停留在纸上的美好愿景。
张从信认为，教育部门联合其他相关部门已经在着手清理对民办教育，特别是民办职业教育的歧视性文件，这或将改变民办高校教师身份受歧视的状况。
“我们不要求一定要认同学校的举办者，但请一定要认同我们这些学校的教师们。”环遵祥说，民办教育已经成为整个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学校发展到一定规模，师资队伍建设也势必成为民办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
“这种认可，包括体制的认可和社会舆论的认可。”他说，“只有公办和民办的身份体制认同一体化，社会才会不再像上世纪80年代看待‘个体户’一样看待民办高校。”
“这些都不是发个文件就能解决的，涉及方方面面，比如保险、医疗等。任何一方面做不好都会成为制约进步的因素。”他注意到，教育部已经在制定一系列规划，鼓励高校毕业生和具有相应教师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到民办学校任教。教师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合理流动，将会有人事劳动关系衔接、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档案转接等相关规定作为保障。民办学校教师的职称评审、科研项目申请、先进表彰等，也将按分级管理原则，与公办教师享有同等标准和同等权利，以加强民办教育师资、保障教师权利。
张从信希望这些措施尽快落实。“如果本来就稀缺的教师人才问题不解决好，将会上升到对教育改革的阻碍。如果，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永远无法做到‘两条腿走路’，人民群众就无法实现教育选择的自由。”
本报记者 雷 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