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军首次在全军上下搞军衔评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李先念等众多在地方工作的领导人主动放弃军衔,即便参加军衔评定的军队将领,也出现了不少主动申请降衔的美谈。老一代军人在荣誉和利益分配面前,表现出了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大家提到的一个共同的理由是,和牺牲的烈士相比,自己的贡献太少太少。应该说,老帅老将们的礼让绝非客套。
以井冈山为例。八百里井冈汇聚了八一起义、秋收起义、平江起义的队伍,从那里走出了四位大元帅、五位大将军,可谓众望所归。但若按当年的元帅评定标准来看,井冈英烈还足可以提供更多的人选。
若按“山头”划分,其他的起义队伍里,同样有帅才:黄公略,黄埔三期,参加过广州起义,并同彭德怀等领导平江起义,红军主力开赴井冈山后,他率部留在平江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湘鄂赣苏区。曾参加黄麻暴动的红25军政委吴焕先,军中威望甚高,该军军长徐海东,被毛主席称为“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1955年评为大将时,周总理仍直言“评得不高”。吴焕先如果不倒在长征路上的对敌冲锋里,以吴的才能和威望,前途亦不可限量。吴焕先倒下时,在他身旁并肩冲锋的“中国海军之父”刘华清上将,也还是其帐下的一名中层军官。
红军时期的三个方面军里,除一方面军外,产生了贺龙和徐向前两位元帅。不考虑历史因素,二方面军里的政治委员周逸群以及关向应、段德昌,有得一比。四方面军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最大的“山头”只出了徐向前这么一个元帅。但这个方面军,将星如云,在军内已是公论。许继慎应该是这个方面军里比较典型的例子,黄埔一期,鄂豫皖苏区特委委员,红军高级指挥员,倒在了残酷的党内斗争中。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参谋长邓平,也是我军早期著名的高级将领,邓平在二打遵义时牺牲,这也是倒在了长征路上的我军高级将领,牺牲时年仅27岁。
抗战时期我军最大的“山头”莫过于八路军和新四军。左权参谋长应挂含金量十足的帅衔。另一个“山头”的军事主官叶挺,北伐名将,我党所掌握的第一支人民武装力量便是叶挺的独立团,叶本人又是八一南昌起义的前敌总指挥、新四军第一任军长。传闻授衔之日陈毅老总曾对叶帅说过,叶挺如果活着,人民军队将有两个姓叶的元帅。
解放战争时期,四大野战军里牺牲的高级干部当属朱瑞了。朱瑞,中国炮兵之父。长征中担任过红五军团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抗战时期担任山东抗日根据地这个大战略区的一把手,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最终倒在了东北战场。除此之外,像刘志丹、方志敏、罗炳辉、彭雪枫等等,也都是人民军队彪炳史册的骄傲。
将星如云的人民军队,是民族的骄傲,他们捍卫了民族的独立,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也同样赢得了包括对手在内的尊重。那些过早离去的将星,他们同样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奠基人,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翻阅一部人民军队的战史,我们不难发现,在长达22年的革命武装斗争中,更多的则是无数的默默无闻的革命英烈,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他们倒在前赴后继的革命征途上。革命胜利了,这些先烈却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国防部前部长秦基伟当年参加红军时,村里有83人和他一起参加革命,解放时却只有将军独存。一位福建籍的开国将军也曾感慨道,如果最初的战友不是倒在枪林弹雨里,福建会出更多的将军,那些无名的烈士,倒在了前进的路上。
在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馆里,我在一面面墙壁上,真切地看到了一个个烈士的名字。说实话,那时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我惊讶地发现,那些烈士应该是一个村子、一个家族甚至一个家庭……他们的姓氏和辈分竟出奇地一致。站在纪念馆里,我动情地想,红色江山的建立,是多少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啊。即便是那些彪炳史册的英烈,他们最初的起点更多的不也只是泥腿子,是受苦的工农大众嘛!“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这大约便是徐海东大将为什么直到逝世前还对这支朴素军歌百听不厌的原因。
面对党旗、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今天的共产党人要想一想,党旗的颜色、纪念碑的高度以及大会堂的根基,想一想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捍卫烈士们用生命换来的红色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