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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伴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中国2010年GDP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的消息，有关“美国衰落”与“中国崛起”的评论日渐升温。“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及“中国必胜论”等观点常常见诸各媒体。
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在访美期间表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军力落后美国至少20年，中国没这个文化，也没这个能力挑战美国，中国希望世界和平稳定。
而我们也不能忽视，与这种理性认知相对，国内媒体上近年来不时会出现“中国需持剑经商”、“中国将领导世界”等论点。在信息高速发达的今天，这类言论的广泛传播，必将对公众意识产生影响。
日前，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专访了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石海明博士。其与香港城市大学刘杨钺博士、国防大学张茜博士合著的《适应者死亡：媒体狂欢时代的全球战略博弈》一书，聚焦中西媒体不对称时代的国家认知空间安全，引起了国内战略学界的关注。
“温水”从何而来
记者：你和另外两名作者写作《适应者死亡》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怎么会产生写这样一本书的想法？
石海明：几年前，在国防科技大学学习期间，我们三个作者虽然专业不同，但在对信息时代的战略认知上却有比较大的共识。刘杨钺一直对互联网与美国大战略有浓厚研究兴趣，张茜对美国的战略心理战有专门研究，而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就是“武器装备的心理杀伤力”。因此，后来我们不约而同将目光聚焦在“信息传媒与国家认知空间安全”这一问题。
记者：你们合著的这本书为什么会命名为《适应者死亡》？书名是否与你在书中屡次提到的“温水煮青蛙”的实验有关？
石海明：是的，“适应者死亡”这个题目直接来源于“温水煮青蛙”的故事。美国科学家数年前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把青蛙放进开水中，它会因应激反应一下子跳出容器逃生。而把青蛙放在温水中，并不断对水加温，青蛙因为对环境的微变化的不敏感，最后竟被煮熟而死亡。
以这个故事来看当今的全球环境，面对某些西方媒体不断抛出的“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必胜论”等观点，我们必须思考——“温水”从何而来？是谁制作了这盆“温水”？意图何在？
中国确实在经历高速发展，但绝不是某些西方媒体报道的那般，“中国已是世界翘楚”、“‘中国世纪’已经来临”、“美国正走向衰落”。这种“唱衰美国”与“唱强中国”汇聚的“温水”表面上让国人舒服，却潜藏着危险。它遮蔽了人们直面现实难题的视线、腐蚀着人们应有的警觉之心。我们决不能泡在“唱衰美国”与“唱强中国”汇聚的“温水”中，身处危险而不自知。
记者：那么，从具体层面上而言，媒体的相关报道是怎样影响了公众的认知呢？也就是说，如果确实有一盆“温水”，它是怎么形成的？
石海明：在信息时代，倘若我们把世界看作立体的三层结构，它包括现实层、符号层及意象层。媒体主导的公众话语权，通过对信息的操纵，就可以在人们大脑中建构起一个现实世界的意象。所以，许多时候我们都生活在由符号建构的意象世界而浑然不觉。
在这个意象的世界里，如果媒体掌控者利用无孔不入的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媒介，长期对信息进行有目的的筛选、剪辑、重组，并操控信息发布的方式、时机及强度等，从长期来看这种操控必将对公众大脑中的意象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由于目前西方媒体仍处于强势地位，因此，倘若他们有意操控信息，刻意制造一盆“温水”，实在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即使对方不是刻意为之，但如果不能对“温水”保持足够的警惕，不能对全球格局演变及中国的发展道路有清醒的认知，就可能会使我们偏离看问题应有的理性视角。我们必须牢记，中国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迈向现代化之路上挑战还很多，道路还极为漫长。
用捧你的方式干掉你
记者：你的回答让我想起了你在书中提到的“捧杀”一词。你在书中提到，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常常采用“捧杀”的方式。如何来理解“捧杀”二字？
石海明：“捧杀”，从表面上理解就是以称赞你的方式毁灭你。从“信息传媒与国家认知空间安全”角度出发，无论这种“捧”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很容易让对方因沾沾自喜而放松警惕，最后陷入绝境。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有近百年落后挨打的惨痛历史，因此普通民众对国家富强、军力壮大有迫切的心理诉求。某些西方媒体就经常利用这种民族心理，对中国展开“捧杀”。
另外，某些西方媒体在“捧杀”他国时，已学会以“组合拳”连环出击。例如，当中国在外汇储备、制造业规模以及奢侈品消费等方面有突出表现时，某些西方媒体一方面提出“中国强大论”、“超级大国论”，另一方面会抛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并常常伴随“中国责任论”、“人民币需大幅升值”等论调。
我们必须谨记，邓小平在几十年前提出的“韬光养晦”战略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我们要保持清醒，坚持“韬光养晦”战略，低调做事，苦练“基本功”。
“军事-媒体-工业”复合体不容小觑
记者：你在《适应者死亡》一书中谈到了信息时代传媒的巨大力量，作为搞军事战略研究的人，理解这一点的意义何在？
石海明：关于媒体，传播学大师马歇尔·麦克卢汉有句名言：“媒体即信息。”另一位传媒大师尼尔·波兹曼曾经说，“媒体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引导着我们认识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适应者死亡》从某种角度上讲就是一部思考媒体这种潜在影响的著作。
近年来，西方一些媒体不时会抛出“中国军事威胁论”。我们在据理力争进行反驳的同时，更需要将注意力转移到其幕后推手——“军事-媒体-工业”复合体。
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其告别演说中首次提到“军工复合体”的概念，旨在告诫美国人要警惕该复合体绑架美国政府。而事实上，美国近年来深谙该复合体的强大威力，并屡屡将其付诸实践。
具体而言，美国的“军事-媒体-工业”复合体，对内会不断给本国搞军备竞赛找借口，为军工企业谋利益，对外旨在实现全球战略部署，发展超级军力。美国国防部、军工企业与强势媒体往往联袂出击，不断渲染本国或他国受到的军事威胁，挑起地区争端，诱导军备竞赛，并借机向对立双方进行军售。
大国崛起和战争无必然联系
记者：你刚才提到了军备竞赛。确实，即使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军备竞赛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一项重要主题，各国都没有放松发展自身军事实力。
石海明：“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要想得到和平，必须准备战争”、“能战方能言和”、“军队只有战争时期和战争准备时期，没有和平时期”——这些广为流传的说法都表明，没有强大军力作后盾，一个国家的和平发展环境是没有保障的。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身处复杂周边环境的大国，打造强大军队、建设强大国防，是非常正常和必须的需求。
记者：关于这一点，我们注意到，对于中国军队近年来取得的成绩，某些西方媒体往往将其解读为“中国威胁论”的佐证。作为一名研究军事战略的学者，你怎么理解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崛起与战争是否有必然联系？
石海明：2008年，中央电视台拍摄了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从那时起，“大国崛起”的概念越来越引起国人的关注。与此同时，有关大国霸权更替的理论也开始受到热捧。某些学者在文章中引用西方专家提出的霸权周期率，强调战争对于大国崛起的本质性推动作用，并以美国的横空出世作为论据。
的确，从某种角度看，没有战争，就没有现在的美国。特别是在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远离战场的美国一跃登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
然而，历史不是单色的。我们透过不同的透镜，将看到截然不同的色彩。
倘若我们拿“科技革命”这块“透镜”去解析历史，就会发现，只有那些敏锐地迎接了科技革命浪潮的国家，才能获得历史的青睐，最终站到了大国角逐的领奖台上。
18世纪中叶，英国作为当时的科学中心，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契机，从一个人口仅占世界2%的较落后的小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发展为头号强国。19世纪中叶，科学中心转移到欧洲大陆，德国敏锐地抓住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机遇，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份额1890年上升到第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科学中心又转移到美国，为其战后至今保持世界第一强国地位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战争皆源于资源的有限性。但是，历史在发展，时代在演进，当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告别丛林生存中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当科技竞争、教育竞争及文化较量都走向国家战略对垒的前沿阵地后，大国崛起已决不再是“流多少血”来决定的，而是以“有多少脑力”来决定。
这是不可逆的时代大趋势，是我们认识富国与强军问题必须廓清的迷雾，也是我国坚持和平发展战略的理论支撑。
本报记者 潘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