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书记和其治下这个县级行政区的第一次接触,似乎就显出些不同寻常的意味。佛山市顺德区接到省里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要来调研。顺德方面“按照惯例”,准备汇报近期工作情况,但汪洋来的前一晚,新的通知让他们稍感错愕。时任顺德区委书记刘海回忆说:临时让我准备1992年和1999年顺德两次体制改革的情况,向汪书记汇报。
2008年10月16日,主政广东10个月的汪洋第一次来到顺德。
整两个月前,8月16日,深圳五洲宾馆,汪洋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广东省体制改革务虚会。他的开场白很明确:广东靠改革发迹,靠改革壮大,改革是广东的魂,自己主政不久,对广东改革情况不是太了解,所以今天务虚,请在场专家敞开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广东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黄挺第二个发言,重点讲的是上世纪90年代顺德改革的情况。据他回忆,汪洋当时就问:顺德现在怎么样?
两个月后,汪洋到顺德,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来“报到”的。而据当时参与接待的一位顺德官员回忆,“感觉汪书记是做了功课来的”。
这位科级官员称,自己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领导,但他同时又很清楚,顺德这个“县一级”,和省委书记亲密接触并不乏经验——1992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直接联系顺德;1999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调研顺德,并明确这里作为“现代化试点”。
初探顺德,汪洋谈兴甚高,据当时在场者回忆,“越讲越深入”。他明确提出,要弄清实现科学发展有什么体制约束,这对顺德来说是一个更特别的要求,经历过改革,这里有没有旧体制回归的现象?政府有钱了,有些事情政府来干是可以的,但这不是方向。社会和市场来干,可能开始干不好,但最终都会干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政府做了不该做的事,该干的没干好……
汪洋当场拍板,下个月全省举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特邀请顺德参加,总结好经验和下一步的想法,在会上发言。
在那次工作会议上,顺德人惊喜地发现他们是唯一的县区。现任顺德区委书记梁维东时任区长,据他回忆,会上汪书记4次点到顺德,并且表示,进入21世纪很少听到顺德的声音,更少听到顺德改革的举措。
汪洋当时特别强调:“顺德是改革典型,1992年已经是省的综合改革试点,要擦亮顺德这块牌子,保持改革的延续性。”
也是在这次特区工作会议上,汪洋提出要继续秉承“允许改革失败,不允许不改革”的理念,要坚持“不争论,坚决试”,多干少说或只干不说。
2009年1月12日,汪洋第二次到顺德调研并召开座谈会。此后,顺德方面开始与国家行政学院的专家团队草拟大部制改革方案。
当年6月1日,汪洋第三次到顺德,目的很明确,就是听取改革方案(初稿)汇报。对于方案修改,他指出:“有人说这个你要增一个,有人说那个你要减一个;有人说这个机构可以调到这去,有人说可以调到那去;有人说名字这样叫,有人说名字那样叫。这东西肯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后就是邓小平的话,先试不争论,实践作结论,错了改过来就是了。我们无非就是一个区,对不对?”
8月,汪洋在省委主持召开专题会议,专门听取顺德大部制改革细化方案的汇报。他指出,顺德机构改革代表县级城市,深圳则代表大城市,“如果搞成功了,对广东省下一步的改革有推动作用,对全国都有意义”。
9月,改革正式启动。10月,一次省委会议后,汪洋留下时任佛山市委书记林元和与顺德区委书记刘海,专门听取顺德大部制的情况汇报,称顺德的改革“开弓没有回头箭”。
2010年2月,汪洋在文件上批示:“顺德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可否在各市选一县、区进一步推广,请酌。”
3月25日,汪洋在省委主持召开会议,听取顺德改革情况汇报。据参会者回忆,汪书记表示:很高兴听顺德的汇报,这强化了我的一个观点,选顺德是对的,确实比我想的还大胆。
汪洋还说:“我们支持改革,我们要深化改革,就是因为改革什么事都会碰到。我们并不认为这个改革方案就是完美无缺的,谁也做不到,我们承认改革仍然有问题,所以改革才有继续深化的必要。”
实际上,次月汪洋便又有批示:“顺德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遇到的问题,仍然需要用改革的精神来解决,舍此是找不到办法的。”
大部制改革实施半年后,顺德专门委托中山大学进行过一项独立的第三方调查。汪洋在调查报告上批示:“仅仅半年时间,改革尚在磨合和完善之中,就能有这样的认可度,说明改革是成功的。”
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曾有过一份《佛山市顺德区先行先试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结》,其中写道:“这次顺德改革,汪洋书记亲自点名、亲自挂帅、亲自策划、亲自指导,自始至终全力支持、关注和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