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仲钦是广东佳兆业房地产公司的高级开发报建主任,专门负责为公司办理房地产开发所需的各种证照和许可。5月26日下午,在佛山市顺德区行政服务中心的办事大厅,这个30来岁的小伙子在人群中显得“喜气洋洋”。原来,才半小时功夫,他就拿到了为公司申办的“商品房施工许可证”,比预想时间大大提前。
“顺德政府的办事效率果然不是盖的!”小陈一边乐呵呵地展示手中的文件,一边向记者指点旁边的办事窗口。短短几天时间里,他先后在这里拿到了“土地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不久后,他还将在同一个窗口,办理“销售许可证”和“前期物业备案”。
“如今做房地产,都靠银行贷款。”小陈眉飞色舞地解释,“每省出一天时间,就给公司省下一大笔真金白银哩!”
这位曾在全国15个城市办理过同样手续的“报建专家”,还是第一次经历如此“神速”。“神速”当然绝非凭空而来:大部制改革后,顺德的党政机构由原来的41个减为16个,原来分散在各部门的23个服务点的行政审批事务,全部集中到行政服务中心。
然而,数字只是表征。在顺德区委区政府秘书长马洪胜看来,大部制改革不是简单的精简人员、精简部门,确保改革后发生“化学反应”,让每一个前来办事的人感受到和小陈一样的方便和快捷,“得到百姓的叫好声”,才是改革的目的所在。
顺德容桂商会会长孙志恒切实感受到了这种“化学反应”。他记得,自己曾听当地一家化工厂的老板讲过这样一段经历:几年前,化工厂与德国一家企业合资建一座新厂,因为涉及分割土地的审批手续,整整花了一年时间,盖了98个公章。当地很多企业家都有与此类似的经历,孙志恒也常常接到老板们打来的电话,内容大多是抱怨政府效率低或不作为,问他能不能想想办法帮上忙。不过,近一年多来,他发觉这样的电话明显少了。
一项独立进行的调查可以与孙志恒的感觉相印证。2010年5月,大部制改革实行半年之时,顺德区委托中山大学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85.1%的公务员认同这次改革,81%的普通居民对改革表示支持,近7成受访者表示改革后到政府机关办事的次数明显减少,超过6成受访者认为改革后排队等候时间缩短了,成本降低了。对此,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批示:“仅仅半年时间,改革尚在磨合和完善之中,就能有这样的认可度,说明改革是成功的。”
胡月是这项改革的直接受益者之一。作为一家外资电子企业的财务人员,公司每年的“工商执照年审”是她的一项既定工作。大部制改革前,为完成年审,她要跑8个单位。这些单位分布在三四个不同的地点,最远的在10多公里外的彩虹桥。而现在,除了外管局,其他单位的审批职能已全部集中到行政服务中心。只要交齐材料,原来需要几个星期才能完成的年审,现在当天即得。
今年32岁的林晓霞也是改革的受益者。从8年前开始经营一家仅有10间客房的小旅店开始,身穿工商、卫生、消防等各种制服的“大盖儿帽”就成了她这里的常客。“尽管没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但穿制服的人一出现,总难免紧张。”林晓霞笑着说。但最近一年多来,大盖儿帽合并,她这里制服出现的次数明显少了。
顺德区容桂街道党工委书记列海坚也为改革叫好。改革后,原本权限在区一级的3197项行政管理事项被下放给街道一级,尽管忙得团团转,他却“亢奋得很”。列海坚举例说,以前由于街道一级没有环保执法权,遇到百姓投诉的环保问题,往往无力解决。大部制改革把环保执法权下放到镇街后,仅用3个月时间,容桂街道就打赢了一场“污染攻坚战”——铲除了一座已存在15年之久的电镀城。
如今,大部制改革已1年零9个月,改革正向影响的加速显现,令改革者们更加自信。马洪胜认为,大部制改革正在产生带动和辐射效应,其影响正在从体制内向体制外渗透,改革正在驶向“深水区”。
“这次机构改革,表面上看是机构的合并,实质上是党政组织结构的深刻变革,是政府职能的重大转变。”当时的顺德区委书记刘海曾不止一次这样说。
如今,外界毫不吝啬地将赞誉送给顺德,可是就像启动之初“外界石破天惊,顺德风平浪静”一样,此刻的顺德改革者们却在埋头寻找问题、解决问题。
怎样形成公共服务型政府,怎么形成公权力的公平公正,让老百姓切实受益,是他们今天最为关心的话题。公共决策、公共制度、干部任免,都需要通过制度性、规范性的民主参与和监督平台来实现,大部制改革正是为这个“制度性的民主参与和监督平台”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一系列后续改革正在悄然进行。比如,在大部制改革基础上推行的审批制度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农村改革和社区改革,等等。
尽管主事者还不愿披露更多细节,在拥有4000多家工商企业的容桂,改革已经初见端倪。为实现“让社会公民有序参与社会管理”,由40名教师、退休公务员、社工、企业界人士等民间人士组成的“公共决策委员会”已于去年开始运行。委员会对政府财政预算、政府工作报告、重大投资项目等进行质询和监督。
事实上,由于这个委员会的反对,一项由政府投资的医院改造方案不得不三易其稿才获通过。
去年下半年,容桂在4个试点的基础上,开始在辖区26个居村全面试行“政社分离”。列海坚告诉记者,“政社分离”是将政府的管理服务和社区(村)的自治“相对分离”,不仅要通过厘清政社关系,解决政府职能在基层缺位、居(村)委会职能越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建立协同治理机制,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村)自治的良性互动。
“有人说,统治者从来不会把权力从自己手里放出去。”列海坚笑着说,“但在我看来,权力本来就是人民的,我们要做的,仅是把属于百姓的还给百姓。”
还权于民、让民得利,已成为顺德改革者的共识。有人问马洪胜是否担心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会停滞不前或无疾而终,他笑着摇了摇头:“只要最大限度地与民受益,争取公众的支持,改革的成果就能固化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