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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学校与将来中国之命运，实有莫大之关系。关心中国前途者，对于清华以往之历史，盖不可以忽焉者也。”此句出于1924年出版的《清华人》，也被写入新出版的《毕业生》一书。
《毕业生》试图用百年清华解读近代中国的历史。编著者列出了竺可桢、闻一多、梁思成、罗隆基、钱学森、冯乃谦等一长串的名字。这些清华学子都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有莫大关联，以至如今，他们的种种功绩，仍难以超越。
甲午战争之后的第一届庚款留学班；五四时期诞生在清华的“五四之子”；20世纪20年代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幻想破灭，而产生国学院传奇；1949年之后新中国成立后出现在清华的“红色工程师”等。在近现代中国的年轮上，人们轻易便会发现百年清华的轨迹与清华人的足印。而以清华为代表的那个年代的教育，至今也依旧为人所津津乐道。
彼时的教育之所以能培育出如此璀璨的毕业生阵容，大抵与其教育目的息息相关。
1931年，清华校长梅贻琦在自己的就职典礼上发表演说：“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以育大师为己任，结果自然不言而喻。
《毕业生》一书的主编唐建光说，从这璀璨的毕业生阵容中选取几个典型，并不易，尤其是1949年之前的几届，几乎不分伯仲。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似乎情况不同了，“清华从之前的精英式培养而转向培养建设者和领导”。“当然，原因不能归咎于清华，关键在于我们的社会需要不同于以往了。”唐建光说。
若想回答我们需要怎样的毕业生，当需先对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作出回答。
曾担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务长的潘光旦教授，曾反思“五四”之后的新教育，并称之为“忘本的教育”。在他看来，教育应分为三个环节：第一步是关于人的，认识自己；第二步是乡土教育，了解身边环境；第三步才是学习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然而潘光旦认为，“五四”之后的新教育的做法和以上三个环节正好相反，第三步最受关注，第一步最受忽略。
这虽是一家之言，但不乏真知灼见。我们的教育大多注重让学生迈过第二步、第三步，而忘了在迈第一步时就需要为学生打好为学为人的基础。不少学生学会了知识、认清了环境，学会了收敛和附庸，却离自己越来越远。他们认识不清自己，自然也意识不到自身思考的价值。失去了作为独立的人的意识，他们自然地成为外部声音的拥护者，依附于外部的环境，也就很难发出质疑的声音。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便难再寻踪影。
当大学不再思考如何开拓真正的教育之道，而挖空心思琢磨教导学生如何成为领导的技术，学生们离大师之路自然会越来越远。这应该是前辈的教育家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为《毕业生》里很多“大家”学生所称道的梅贻琦校长曾说，清华要造就可以学以致用的人材：这个“用”包括理论层面、技术层面和组织层面的三种用途，当然也包括有灵性、想象力和判断力的精神素养。
这是那一代教育家的理想和期待，他们为此身体力行，最终也为这个国家在几经动荡岁月之后，在各行各业留下了一批中流砥柱。他们用自己的学识和思考，守护着这个国家和民族不至于陷入愚昧和礼崩乐坏的境地。
当初，为了国家的需要，许多毕业生在出国后，改换了自己的专业。潘光旦由动物学转学优生学、吴文藻由政治学改读社会学、钱学森由学习铁道机械工程转至火箭研究。在那个年代的毕业生身上，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为了国家的未来，他们没有自私地为自己谋划，而是把理想建筑在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之上。怀求知之心、立报国之志，让那一代代的毕业生，甘于清贫寂寞和爱国奉献。他们伏案做学问，洁身自好。
与如今的不少“明星学者”、“权威专家”屡屡闹出的笑话不同，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大多是一段段的佳话。
清华已走过了百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走过了更长的时间。有多少毕业生从大学毕业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再见诸如胡适、梁思成、竺可桢一般的大师。
如此来说，《毕业生》是编著者刻意为当今的教育者和毕业生们打造的一面华丽镜子，所有人都有责任去思考，我们应该要通过怎样的教育，才能让照镜子的人，在这面华贵的镜子里，显得不那么寒碜。
张黎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