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文化为什么与众不同？

    晚清末年，面对“五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那时候，他创办了上海洋炮局，就是今天长安汽车集团的前身。算起来，已经有149年了。

    屈辱的近代中国史令人扼腕叹息。列强入侵，中国的工业力量一退再退。1937年，这家老兵工厂迁至重庆，更名第21兵工厂，为抗日战争输送武器弹药。直到解放，它才旧貌换新颜。1958年国营长安机器厂为共和国生产了第一辆军用吉普车。这车子是仿制美式吉普，也是自主创新，用现代汽车研发术语叫“逆向研发”，就是拆开看一看，照猫画虎。那时候美国人不可能与中国解放军“搞合资”。

    从今天来看，可以承认，“洋务运动”的战略方向有其合理性。但鸦片战争后，满清早已失掉了战略意志和战争能力。其以夷制夷、借力打力的聪明想法，最后却被列强反制，搞成了以华制华、军阀割据。李鸿章是少有的乱世重臣，结局却如丧家犬一般。

    今日中国汽车市场，也有点诸侯并起、割据混战的迹象。如果不是2005年国家痛下决心开启自主创新大战略，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以华制华、分而食之的战略目标，几乎就要实现了。

    合资之路毁誉参半。不过，与晚清年代完全不同的是，合资战略毕竟是在国家管理的市场秩序下有序发展的，政府没有丧失市场的调控权，中国企业并没有完全失去主动权。因此，自主创新政策一出，合资过程中所积累的实力和经验，就有可能在新的战略方向上发挥作用。

    方向选对了，力量在积聚。惟一的挑战，就是战略意志的贯彻。这一条，位于重庆的长安汽车，显露出一家有军工背景的老企业难能可贵的斗志。正如董事长徐留平说，长安的自主创新根植于一种军工文化。

    军人为荣誉而战，在市场征伐中，如果不把自主的汽车工业搞起来，长安人就觉得羞愧，觉得没完成使命。这一“羞愧”就了不得。市场的本质是议价，议价就要妥协。而“羞愧”事关荣誉，不能妥协，要干就干到底。这是那些在市场波动期容易摇摆或退缩的“草根派”或“观望派”，永远无法理解的东西。

    “军工DNA”赋予长安汽车与众不同的禀性。这也影响着它的成长历程。长安1984年就涉足汽车行业，也搞过合资。可是，他的倔强和凡事容易上升到“荣誉”的性格特质，决定了合资之路的坎坷。

    与日本铃木联姻好多年，长安的感受是被“卡着脖子”。长安想发展，上新车型，可人家不愿意给。这就“被逼出”了一条自发的自主创新之路。这种自发，很快变成了自觉，成为长安自主造车的精神底色。

    总裁张宝林说，长安人得出结论，在合资公司可以学到本事，但关键的绝活儿，师傅不会告诉徒弟。所以，他们毅然决然，选择“自己干”。

    真正的军人，宁可自己找条路突围，也不愿束手待毙，或苟活于战场。自主创新之路充满着艰险，因为缺乏经验，失败接连不断，但摔跟头本身就是求生之道。

    面向成本的设计、矩阵式管理、全价值链流程再造等等，这些汽车工业的基础理念，对于长安来说可不是书本上的条目，那都是自己一个跟头一个跟头摔出来的带血的经验——就这样，摔出了一身钢筋铁骨！

    相比对手而言，“品质达到90%～100%，而价格只有60%～70%，我不相信自主品牌对消费者没有吸引力”。专注于产品研发的长安汽车高级工程师刘波认为，长安的军工背景让它总是“以我为主”，不喜欢迁就和跟从。

    就这样，他们从小面和微型车出发，锁定一个又一个更高端的对手，学习它，超越它。刘波不相信自主创新的道路有什么捷径。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有些车企，总想一下手就“从高端做起”，那是不明白品牌的真正内涵。而长安汽车讲究的是“血脉传承”。

    “不怕慢一点，但要一步一个脚印”。在长安汽车，上上下下各层级各岗位，总能听到人们重复这个观点。在他们看来，长安的自主造车事业正处在艰难的起步阶段，必须“打牢基础”。这同军人打仗，总要苦练基本功，是一样简单的道理。

    从底特律福特公司归来，赵会博士对长安的军工文化非常认同。为了推进自主研发，长安大手笔大投入，构建汽车试验室。赵会说，与美国福特相比，长安硬件水平不差，最主要的差距，是“福特研发人员平均年龄45岁，而长安只有25岁”。但是，这些“新兵蛋子”正是长安的无限潜力。

    在长安工作三年后，庞剑博士的想法也有股子军人气质：凡是被封锁的技术，中国人最后都搞出来了；而凡是人家愿意卖给我们的，搞合资的，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反而被遏制了——因为失掉了那种“不蒸馒头争口气”的动力。

    他说，J20出来了，大飞机上马了，宇航员上了太空……莫非中国汽车自主创新就那么难吗？！

    这就是长安文化的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在中国搞自主创新，不是谁都能干成。那需要一种基因，一种血脉，和一种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