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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靠行政处罚缺乏威慑力
自罗彩霞事件以来，陆续曝出多起冒名上大学事件，情形各不一样，有在权力运作下顶替的，有双方默许的。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徐静村分析认为，冒名上大学事件屡有发生，说到底还是人们犯罪压力不大。“这些人不是没有法律意识，不是不知道要懂法守法，而是人们大多认为，这不像杀人抢劫偷东西那么性质恶劣。”
教育部为了制止考试舞弊，在2004年5月发布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然而，该法规的主要目的是惩治考试作弊，而不是现实中也很严重的招生腐败。早在2007年，就有消息称《考试法》草案已进入最后完善阶段，但至今无果。
作为《考试法》草案专家组组长，徐静村告诉记者，程永珍和李景娥的行为违反相关规定，但是不涉及违法。目前，我国现在还没有专门的针对升学考试中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法律，教育权被侵占该如何处置也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因此，对于冒名顶替上大学这类事件，只能通过在这些事件中的其他相关的违法行为来进行惩处。
以罗彩霞事件为例，2009年10月，原湖南省隆回县公安局民警王峥嵘——冒名者王佳俊之父被湖南省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法院，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与原犯受贿罪所判处的有期徒刑3年刑罚实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4年。而其他例如招办部门、学校所受到的行政或者党纪处分仅限于留党察看，开除党籍，降级等，鲜有涉案人员被处刑事处罚。
“实际上，招办、学校、户籍管理部门才是关键关口，仅是行政处罚很难形成威慑。”徐静村认为。
现行录取体制提供了“便利”
采访前，记者曾设想，可能如同罗彩霞事件一样，这件“顶替事件”藏着众多权力的滥用。但现实出乎记者意料，冒名者和被冒名者都来自普通家庭，程永珍的父母务农，其姐姐也只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
“像李景娥这种情况，从表面看是出于无知，她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但从整体来看，冒名上大学事件频频发生，根源在于目前的计划录取体制。”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熊丙奇为认为，从高考到招生这个链条是很脆弱的。“如果一个环节能够打通，后面的环节就可以层层打通。”熊丙奇说，现在学生拿到一个通知书，就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份，无论你是不是顶替的，以前成绩和能力如何，都可以很轻松地完成身份的转变，进而完成命运的转变。这种现状，使得众多没有能力考取大学或者好大学的人，走上了作弊、顶替、冒名的道路。
熊丙奇说，如果设定的大学教育制度是如欧美国家的“宽进严出”，那么就不会有人争破头皮来冒名顶替了。“你即便进来了，但是你依然可能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你还面临着毕业这个坎儿。”
诚信缺失是根源
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主任、教授，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关信平则将此类问题直指社会诚信：“这还是反映了中国的一个老问题，这么多年没有建立起来一个诚信体系。”
关信平说，很多时候，不诚信的行为并没有伤害到特定人的利益，而是损害整个社会的公众利益。程永珍借用李景娥的高考成绩去上了大学，如果不是毕业时出现问题，那么她看似没有损害谁的利益，实际上却是占用了她不该占用的教育资源，损害其他人的受教育的权利。
就程永珍冒李景娥之名上大学一事，关信平认为是一个典型的社会不诚信，又缺乏对不诚信的惩戒机制的例子。“一方面是管理者的诚信，对社会不负责任，不做好信息的核对工作让冒名顶替者轻而易举地钻了漏洞；另一方面是社会文化的诚信，人们在行为意识中对这个问题看得不严重，往往只看一个人的成功，却不看他是怎么成功的，不看他在成功的道路上是否有欺骗等不道德的行为。一个人太诚信却被称作太老实，不够灵活。而一个人如果通过不诚信的行为获得了一些所谓的成功，却会被认为是有本事。整个社会文化中，人们对这类诚信问题的评价都是扭曲的。”
去年高考前夕，教育部对广大考生进行一番提醒，明示了在高考中违规的代价——除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外，还将被记入诚信档案。然而，关信平认为，杜绝高考舞弊现象，应该作为从教育领域到整个社会的系统性工程来抓。“如果仅仅对考生挥起警示大棒，而无法在更为深广的社会领域实现对权力失范行为的规制，治理高考舞弊就很难实现成功转身。”
本报记者 王俊秀 实习生 张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