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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泛娱乐化、过于功利化的现象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文艺创作、生产心态浮躁，急功近利；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理想精神匮乏，缺乏人文内涵；文艺人才培养遭遇“瓶颈”；文艺工作者越来越现实，丧失理想追求，作品难以触及心灵。
面对正在恶化的文艺创作生态，指挥家谭利华、导演陈国星、作家李洱、词作家宋小明、画家梅墨生、电视编剧马继红、美术批评家陈履生以及学者黄会林、曾庆瑞、孟繁华等近百名人士，在北京市文联研究部和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于近日举办的“2011·北京文艺座谈会”上，查“病症”、提批评、谈对策，他们集体发声：让文艺回归心灵。
北京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李英杰有一个强烈感受，现在的摄影作品和上世纪80年代的作品相比，普遍都制作精美，但就是没有内涵，缺乏生活，“更多的是美丽风光，缺乏精神的表现和对社会的关注。”
“是我们没有生活吗？是生活没有给我们提供丰富的创作源泉吗？不是。” 国家一级编剧马继红对此深有同感。马继红认为，作品没内涵缺生活，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家希望把人民币以正当稿费的形式尽快装进自己的腰包。比如说影视界比比皆是的重拍：先拍名著，再拍红色经典，然后拍香港的金庸戏，最后把自己拍得不错的又拿回来拍。“大家的心态特别浮躁，整天都在忙，忙什么？忙项目，所谓项目是什么？这个东西是精神产品吗？是我们用心创作出来的吗？”马继红这样质问自己也质问同行。
浮躁的不单是原创编剧、作家，还有那些成天四处赶场的演艺人士。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副院长莫林虎教授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从审美反映这个角度来说是失语的，从严肃文艺、精英文艺角度来说也是失语的。
有统计表明，近30年中，中国舞蹈界共创作了360多部舞剧，平均一个月一部，这个数字已跃居世界首位。但是一“结账”，360多部里真正获得观众认可的连零头都不到。生产总量和成功量呈现巨大逆差。
另有统计，去年中国电影创作量是526部，票房是101.72亿元，这个数量已经进入了世界前三位，仅次于美国和印度。但对如此“大好形势”，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副研究员赵小青却忧心忡忡。她认为，就目前的电影创作来看，中国只是一个电影大国，而不是一个电影强国，“电影让人兴奋而不让人感动，让人宣泄但不让人净化。”而归根结底，用一个故事充实、升华人的心灵，才是电影最基本的功能。
北京音协主席、北京交响乐团艺术总监、指挥家谭利华至今都不能忘怀，5年前那场中国文化年开幕式，当时俄罗斯带来了一套歌剧、一台交响乐和一台芭蕾舞，都是俄罗斯在全世界获得崇高地位的文化艺术遗产。当时谭利华很诧异，他们带来的为什么不是他们达到世界一流水准的“小白桦”、马戏和杂技？和我们把带着暴发户迹象的歌舞晚会、流行音乐作为主流演出相比，他们对民族最高文化成就的尊重，让谭利华感到非常震撼。
回望我们的文艺演出，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教授曾庆瑞直言不讳：无论在演艺界还是普通观众眼里，我们小品演员的“知名度”几乎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英雄”。但我们发现，这些小品正沿着一条越来越迎合低级趣味的方向发展。纵观20多年来小品舞台上呈现出来的内容和题材，基本上是愚昧、滑稽的“农民文化奇观”。
“远离心灵、过度娱乐化的创作占据主流文艺，这非常危险。因为笑是需要分析的，是来自艺术审美的笑，还是刺激你的感官、让你获得满足、养眼不养心的笑？两种笑之间有本质不同。社会泛娱乐化背后隐含的问题是，高雅文化显然已不再被向往和尊重。”曾庆瑞说。
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北京大学教授谢冕指出，时尚和潮流裹挟着当下的一切场合。艺术成为商品，创造成为产业，人们有理由为当前的艺术生态担忧，“我们在物质欲望方面已经相当富有，在精神层面上，我们的贫穷却到了一个底线。”
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索谦感慨：“市场经济的幽灵进入了艺术殿堂，游戏规则将按市场法则改变。”索谦认为，尽管我们无力阻挡市场经济的泛滥，但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并警醒艺术家的责任和良心。“离权力很远的地方有心灵，离金钱很远的地方有节操，离世俗很远的地方有格调，我们的文艺作品不能丢失心灵、节操、格调。”索谦说。
本报记者 吴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