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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网民爆料称，成都老太胡丽天多年来19次被抽中为听证代表，且先后支持过多种涨价，被质疑为政府安排在听证会上的“托儿”。此论一出，引发网友和媒体热议。18日，胡丽天整理出详细的参加听证的材料，证明自己不是“托儿”，认为“中签率高，因为报名者少。”（《南方都市报》7月19日）
据介绍，胡丽天一共报名参加听证会40多次，23次被抽中成为听证代表，如此高的抽中比例，原因在于报名参加听证的人太少。比如，成都高污染车限行听证会需要听证代表8人，报名者只有9人；地铁票价听证会报名的只有15人；成都机动车临时停车调价听证会，报名者甚至少于需要征集的代表人数。
上述事例应属比较极端的情况，且样本有限，尚不足以证明“高中签率”之理所当然，不过大体上也能反映出老百姓参与听证会积极性不高的客观现实。也因此，大体上能证明胡丽天并不像媒体报道的那样，是被政府收买的“托儿”，而是一名热心公共事务、勇于表达个人诉求的公民。而对她报以冷嘲热讽甚至肆意谩骂的人，都应该反躬自省，为自己的不严谨向胡老太太致歉。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胡丽天没有被政府“收买”，只能证明她个人的清白，并不能证明听证会的公信力得到提升。
听证会是一种让各方公开表达诉求以实现利益博弈的平台，之所以设置这样一种制度形式，是希望在政府政策出台之前，尽可能让各方分歧充分表达并达成妥协，从而有利于政策更加切合实际，有助于社会利益的均衡与稳定。而揆诸现实，不能不说，由于政府部门的立场偏移，听证会实际上已经沦为“为涨而听”、“逢听必涨”的代名词。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听证代表的选择，还是议题议程的设置，也无论是民意诉求的表达，还是听证意见的最终选择，都被严密地掌控在政府部门的手中，使得听证会公开、公平、公正的价值诉求难以得到伸张。
仍以胡丽天为例。她所举例的几次听证会，报名人数都非常少，有的甚至少于需要的代表人数，由此产生的听证代表显然不具备广泛性和代表性，严格来说根本不具备召开听证会的基本条件，可有关部门为何佯装不知呢？为什么不能更广泛地征集不同利益主体的参与？为什么对无法保证听证质量的听证会结果照单全收？
再者，胡丽天虽然未被“收买”，但其“力挺涨价”的行为本身，表明其利益立场明显倾向于政府部门。对此，她表示“我有调查，是自己的判断”，但同时也承认“总体来说，政府是衣食父母，作为儿女，应该听政府的话。”可见其价值判断和利益立场，并非出自理性、客观、冷静的分析判断，而是源于某种特殊的情感。这与听证会所追求的公平博弈的核心价值相去甚远。从某种意义上讲，胡丽天身为听证代表，也只能是一种意见的代表，而这种意见十年二十多次反复出现在听证会上，反衬了听证会本身缺乏足够的利益博弈。
“胡丽天现象”的出现，说明有关部门对于听证会不仅存在刻意干涉、主导民意的嫌疑，还存在将听证会当成某种幌子来兜售自身利益主张的倾向。这样做，不仅有违各方意见的充分表达，阻碍了利益诉求的公平博弈，也极大地消耗了公众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度。
卢荻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