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在癫狂中安宁

    1937年，22岁的杨宪益与18岁的戴乃迭在牛津大学恋爱的时候，对人生的态度还没那么悲观。那一年春天的味道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但是后来四季的风从不同的方向吹，总也吹不来那时候的气息。年轻的时候真是什么都是好的——天气、说话的声调、随便一个傍晚、郊外景致……都带着上演故事的意味。岂知青春，正像在人生华丽的楼台角落摆放的一尊金属器皿，原先固然是鲜亮的，紧实的，璀璨的，然而终究会随着岁月，蒙了尘埃，一天天黯淡下去。

    《宪益舅舅的最后十年（2000～2009）》中提到：杨、戴的一生，是远比《人间四月天》更缠绵悱恻的悲喜剧——杨宪益可以由陈道明来演，戴乃迭由谁来演呢？这位英国高个子金发美女，在上世纪40年代坚决追随她的爱人，一脚踏进战乱的、“中世纪一般的中国”，不单超凡脱俗，简直大智大勇。

    他们回到重庆。杨宪益被梁实秋邀请加入国立编译馆，用3年时间翻译《资治通鉴》。后人评价他“翻译了整个中国”：从《资治通鉴》、《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他们夫妇两人成为学译联剑的神仙眷属。

    然而，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一个人的才华、旅居海外的浪漫生活经历、对政治风向的迟钝以及良善单纯的本性，正是多舛命运的根源。1966年“文革”开始以前，杨、戴已经遭受了很长时间的政治敌意。直到某一天，周围突然变成红色的海洋，整个世界都旋转而疯癫起来。人们好像生活在一个沸腾的开水壶里。人与人之间似乎没有善意，只有互相攻击，时常置人于死地。甚至多年之后，这样的“文革”遗风仍存留于因利益冲突而浮现的猥琐人性中。

    据说，当时杨、戴所在的外文局批斗两位领导。他们的主要罪状就是特别爱吃“好吃的东西”。大字报上写满他们早年享用的美味佳肴。“外文局似乎突然变成了一家大饭店，到处张贴字大如斗的菜单”。在这个充满知识味的涉外机构里，每一个人都绷紧了神经。

    杨描述遭受批斗的过程：“三张饭桌摞在一起，一张上面架着一张，像杂技团翻跟头使用的道具。他们颇为客气地帮我爬上最高的桌子。群众聚合在四周挥拳声讨。”他形容他的“喷气式”感受：“我胳膊的肌肉很灵活，有弹性，所以我能轻而易举地做出这种姿势。”

    他甚至调侃道：“有一段时间，我被勒令打扫厕所。我把便盆上残存的污垢统统刮掉，用清水冲干净。不久，我因为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而受到夸奖。外文局《中国文学》编辑部的厕所，成为最美妙的厕所之一。” 

    《杨宪益传》同时在多处描述了戴乃迭。她面对的是孤独。同事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着她。有些激进的学生当着这个英国女子的面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 

    当时的报纸上，充满了歌颂伟大领袖的诗篇。英文版《中国文学》也同时刊登许多亚非拉人民的颂歌。戴以自己的学识和教养努力理解着眼前的世界，但她始终不能理解这个世界。每每在翻译文稿之后，在译稿上用英文写下评语：Childish！（幼稚！）

    她甚至在将1966年的一条重要“纪要”——“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翻译之后写下评语：它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可以掘自己的祖坟，可是在中国的对外刊物上掘外国人的祖坟（指“纪要”把西方文艺都说成“资产阶级黑线”），这样的做法在对外宣传中是非常愚蠢的。在彼时险恶的政治气候下，她的行为只能用“石破天惊”来形容。

    1968年，两人先后入狱。据说杨在监狱时，用肥皂盒养了一朵小花。那原是窗台上一摊鸟粪中的一粒发芽的种子，他小心翼翼地把它养护起来。而戴在每次看守送饭时，都礼貌地说“谢谢”——他们在疯狂的世界中，保持尊严，寻求安宁。杨早年受过良好的国学教育，锦食玉帛，天性落拓。这一种骨子里的优越感，使他淡泊而乐天，与世无争，内心对世界没有紧张感。他也曾写过“有烟有酒吾愿足，无党无官一身轻”的句子，他活到95岁。

    但在当时，杨已开始出现轻微的精神分裂征兆。他常有幻听、幻觉，并产生迫害妄想。这个症状持续两年才有所缓解。他的儿子杨烨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始精神分裂。年轻人一方面狂热地相信与投入，一方面被隔绝与侮辱。他后来惨烈地自杀——选择了自焚的方式。这件事成为杨戴一生最锥心的痛。

    福柯在《疯颠与文明》中说：当世界处于极度荒谬之时，真理往往是通过“疯颠”来揭示的。或许在一个疯癫而倾斜的世界，人们已经习惯于病态。而病人们，只是因为他们更期待正常。带着这个评判看一看路人，就觉得这个世界满是荒诞的逻辑——而今社会，是否也陷入了财富疯癫、利益疯癫、物欲疯癫了呢。因此在这个内心宁静屡被忽略的意义上，有人警醒道：中国不要被贫穷伤害一次，再被富裕伤害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