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最早关于旅行的传说是周穆王姬满西游,记录其行程的《穆天子传》是中文史上最早的游记。穆天子的行迹自今天洛阳一带起,穿越西北大部直至天山一带。西方文明中最早有关旅行的文字,则是“荷马史诗”中所记述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后历经艰难险阻回乡的故事。
或许是受奥德修斯传奇经历的影响,在西方文化中,旅行在很长时间里都被视作个人自我塑造的重要方式。与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旅者多为“出世”不同,在西方人眼中,旅行的意义是学习、成长,是接受教育。归根结底,旅行经历要服务于现实生活。在古罗马时代,富裕的居民常常奔赴希腊,去探望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遗产,在古文化的熏陶中推动罗马文明前进。这或许是有史可载的最早成规模的旅游。其后数千年的时间里,旅游与知识、文化紧密相连,直到工业革命前,旅游的主要目的除了宗教朝圣便是成长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旅游在西方的历史,几乎等同于游学的历史。
16世纪,源自古罗马时代的游学之风再次成规模地在欧洲发展起来。从16世纪到19世纪中叶,以英国为主的欧洲年轻人纷纷奔赴欧洲的文化中心:巴黎、伦敦、罗马、佛洛伦萨。在那里,这些富裕家庭的孩子在仆人或是私人老师的陪同下,如饥似渴地汲取文艺复兴时期诞生的艺术养料,享受着长大成人的乐趣。在英文中,这样的旅行被称作Grand Tour,有人根据其内涵翻译为教育旅行,有人根据其字面翻译为大旅行。而我则愿意采用另一种译法——壮游。
壮游是中国古代即有的一种旅行方式。年轻的文人墨客通过游历江湖山川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这份可贵的旅行经历对他们日后的政治或文学生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李白年轻时从西域跋山涉水来到中土,才有了其豁达的诗仙情怀;年轻的苏轼常常行走蜀道两端,在旅途中,他有了人生似“雪泥鸿爪”的感叹,也注定了其一生虽屡不得志,但总能淡然处之的态度,也才有了名垂千古的前、后《赤壁赋》。
但中国古代的壮游,至多是士人阶层子弟的个人行为,相比较而言,近代欧洲的壮游不仅延续时间长,而且群体色彩更为浓厚,甚至当时的英国政府都极为鼓励壮游,并视壮游经历为应聘者所应具备的重要个人履历。到了18世纪,要成为社会认可的绅士,适龄青年男子必须要有海外旅行的经历。壮游从最初的个人塑造,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最终成为评价社会地位的标准之一。
在同时代的中国,也诞生了一位旅行史上的传奇人物——徐弘祖。受父亲影响,徐弘祖自小立下“大丈夫当朝游碧海而暮宿苍梧”的志向。用尽一生,遍走名岳大川,被人赋予徐霞客的美名。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徐霞客的故事则不难发现,同是旅行,当壮游成为西方人获得人生历练的群体规范时,中国文化却越来越视旅行家为一种另类的所在;当西方青年通过与不同文化的交往而获得社会资历时,中国的年轻人却在八股应试的束缚中,思想和生活得越来越局限,视野越来越狭窄。
随着欧洲壮游的发展,在19世纪中期,现代旅游业已具雏形。以接待旅游者为主业的旅馆、旅游公司相继出现,大众杂志上开始刊载大量游记,现代交通工具的飞速发展也对旅游业起到了推动作用。对旅游目的地来说,大量游客的涌入,推动了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就业规模。可以说,西方现代旅游业的发展,一方面基于个人对文化知识的追求,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进程。那些浸淫在杰出文艺作品中的欧洲青年,将汲取来的创造力回馈于现代社会的进程之中。
或者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壮游,壮出了一个个文人骚客;而欧洲的壮游,则壮起了一个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