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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8月25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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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太仓农民工集宿区青年生活剪影——

打工青年的幸福瞬间

本报记者 王烨捷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8月25日   04 版)

    享受着午后和煦的阳光,泡在宿舍区图书室里看小说,听音乐。这是18岁的河南姑娘霍慧勤打工期间最幸福的瞬间,她很知足,“一周至少可以休息一天,不错。”

    霍慧勤在江苏太仓一家电子公司做手机主板测试员,每天从下午6点干到夜里12点,有时加班到凌晨两点,有时倒班。算上加班费,她每月能拿到两三千元的税后收入。

    太仓的打工生涯与霍慧勤以往的想象有太多的不同,“原来以为到这里就是天天干活、挣钱,这里消费高,哪能舍得花钱去娱乐”。

    太仓给她的打工生活平添了幸福的底色:打工之余不仅有得玩儿,而且能存下将近四分之三的收入。公司包吃、包住,在不多的休息时间里,她可以去宿舍区的溜冰场溜冰、去篮球场打球、去乒乓球室打乒乓球、去图书室看小说,除了溜冰需要花上3元钱,其他全都不花钱。

    所有的娱乐服务几乎都由宿舍区团组织免费或者廉价提供,很多工友至今仍记得霍慧勤在团组织举办的元旦晚会上跳的那支“兔子舞”。

    据悉,太仓现有外来人口43.6万人,与太仓本地人口数量基本持平,其中35周岁以下青年约30万人。霍慧勤所居住的太仓外来务工人员集宿区共有40多家企业的近6000名打工者入住,其中,35周岁以下青年近5000人。

    从“打酱油”到炫酷舞台

    40余家企业近5000名打工青年——这在团太仓市委书记潘井亚眼中无疑是个大“富矿”。“常说要找到青年、为青年服务,现在那么多打工青年摆在面前,怎么为他们服务?”怎样才能联系上这一庞大的青年群体,继而为这一群体服务,成为摆在太仓团组织面前的一大难题。

    最初的想法是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太仓港经济开发区内的企业,并建议对方成立企业团组织。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

    经济开发区内大部分企业为外商独资和台资企业,只有工会,没有党团组织。最常见的情况是,团市委工作人员一通电话打过去,对方会“考虑考虑”,之后就没了下文。

    一个比较高效的方案是,在集宿区建立团工委,选拔志愿者担任团工委工作人员。这样既避免了频繁去这些企业“打酱油”,又能迅速找到并聚拢务工青年。

    团工委书记、委员的选拔过程可谓严苛,20多个报名者中只取3人,先是一轮公开演讲,再来一波开放式小组讨论,来自教育局、企业、团组织等各单位部门的评委坐成一排,轮番提问。

    太仓市时思小学的美术老师、大队辅导员龚静菊是看到青年网上的招聘广告来参加竞聘的,“主要想丰富一下自己的业余生活。”她现在是集宿区团工委的组织委员,负责撰写活动策划,联系广告公司装订策划书和海报。

    小小的团工委“配置”齐全,除了小学老师龚静菊,书记张皓是当地的大学生村官,负责统筹和拉赞助;生活委员孙红霞是集宿区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河南南阳人,本身就住在集宿区内,负责联系、通知青年人参加各种活动。

    每一栋宿舍楼就是一个团总支,每一层楼面就是一个团支部。

    外企员工生活一区2号楼团总支所在的楼面,是孙红霞和五六百名打工青年的宿舍。对于这些每天工作时间在10小时至12小时之间的打工者而言,他们参加团组织活动的积极性算不上很高,但也不低。

    报名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卡拉OK大赛,仅2号楼就有44人报名。篮球赛也颇受欢迎,最多的一次有10支队伍40人参赛,还吸引了上百人观赛。

    小霍是最热衷于给篮球赛、街舞赛捧场的“90后”打工妹,只要有时间,每场比赛必到,“特别酷,特别炫” 。

    “零门槛”团支书的幸福之道

    有的人通过参加娱乐活动找到了打工生涯难得的“幸福”瞬间,而有的人则凭借组织活动、张罗报名的热心劲儿,找到了打工生涯中的另一种“幸福”——升职。

    车载CD机生产线操作员、23岁的罗金杰至今仍不清楚自己为啥被提拔上“副线”岗位,“可能是我工作时间长了?”

    “副线”是指某条特定生产线上的小组长,三四条生产线上的小组长被称为“线长”。 罗金杰所在的公司有2000多名一线操作工,其中能当上“副线”的只有100多人,“线长”只有30多人。

    当上“副线”后,罗金杰能管上一条生产线上的10余名操作工。其实这对她来说根本就是“小CASE”,她在宿舍里,是2楼的楼层团支书,能“管”上26间宿舍的100多号人,“不能说每个人都认识,但都脸熟,每间宿舍至少都有一两个和我认识的人。”

    一切都要从一封朴实的自荐信说起。那时集宿区团工委刚刚成立,向每一名居住在集宿区的打工青年发出了邀请——人人可以自荐担任楼层团支部书记。几个团工委委员在宿舍区、企业门口四处张贴海报招募人才。

    罗金杰心动了,“如果除了工作就是睡觉,实在太无聊了。”她过去从没跟团组织沾上过边,总觉得自己“不先进”。如今面对“零门槛”当团支书的机会,她不想错过。

    “我是一个特别外向,特别喜欢参加文艺活动,特别喜欢跟别人一起玩的人。”三个“特别”是罗金杰这封自荐信的“重头戏”,明确表达了她强烈的与人交往的意愿,再加上与楼宇团总支书记的“老乡情”,她便当上了团支书。

    此后,她隔三差五地就去各个宿舍聊天儿,了解大伙儿喜欢哪些活动;每次搞活动,她都尽力做好人员组织工作,一间一间宿舍去宣传、推介;大型活动缺人手布置现场,她也一定抽空去帮忙。

    被上司注意并提拔,与罗金杰在团支部的表现关系密切。直接提拔她的顶头上司、太仓阿尔派电子公司完成品制造部部长刘嘉明第一次听说“罗金杰”的名字,是在一次与集宿区团工委书记张皓的谈话中。

    那天张皓来找刘嘉明拉赞助,言谈间,向他介绍了公司员工宿舍团支部的情况,“第一次知道公司员工业余时间还能参加这些活动。” 刘嘉明本身就是从江苏徐州到太仓务工的年轻人,他深知“生活幸福指数”对降低企业员工、尤其是熟练工流失率的重要作用。

    那一次,阿尔派给集宿区团工委提供了6000元赞助费,不挂名、不打广告,只是多申请了一些本公司员工的参加名额。也正是那一次,刘嘉明注意到了那个在生产线上老老实实干活、平时根本不可能引起他注意的“好苗子”罗金杰,“协调能力不错,会处理人际关系。”

    这才有了最近一次的提拔,如今,罗金杰的底薪从每月1200元涨到了1500元,算上奖金和加班费,她每月能挣到2000多元。

    维权、学习、赚钱“三不误”,苦中也带甜

    对于大多数打工青年而言,学习、培训活动的吸引力远不如娱乐活动来得大。图书室里也就二三十个人在看书,电脑培训只有二三十人参加,法律知识讲座更是得靠团支书们花大力气动员才有人参加。

    但仍有这样一批年轻的打工者,他们在工厂里干着乏味的体力活的同时,逼着自己学文化、懂技能,他们把对未来事业的憧憬当做枯燥打工生涯里最大的“幸福”。

    这天,外企员工二区6号楼的“积极分子”张兰霞一边在电脑培训班里学习CAD制图,一边想象着自己未来在山东老家开淘宝店卖小饰品的情形。她是不多的几个能坚持来上每一堂电脑课的打工者。

    学习CAD制图之前,她已经学会了标准键盘指法、五笔打字和办公自动化,所有课程都是劳动部门出资、团委组织的免费培训。看着她练习打字时的那股子认真劲儿,你恐怕很难想象,她在企业里的实际工作岗位是“装说明书的”,“没什么技术含量,做久了会很郁闷”。

    21岁的甘肃女孩儿张丽君的工作有个冰冷的名字,叫做“电检二”(即二号位电检工,记者注),但她却有一颗主动学习的热心。

    她每天工作至少12个小时,从早上8点做到晚上8点,然后倒班,从晚上8点做到早上8点,有时还要加班3个小时,周六、周日偶尔也会加班。不多的休息时间里,如果你遇到张丽君,她一定在埋头“啃书”。

    她报名参加了太仓科高培训中心企业管理专业大专文凭的自学考试。她的同学,甘肃某农校毕业的40余名来太仓打工的“90后”学生中,很多人都报名参加了这类自考。

    半年时间,张丽君已经考了4门课程,每门课程考试费320元,“尽量一次过,不浪费钱。”

    曾有一名在台资企业工作的老乡上班途中遭遇车祸,大腿骨折,住院了。“这是工伤,可以要求公司赔偿。”20岁的零件组装工朱楠楠有理有据地“指导”工友维权。她心里暗自庆幸,当初自己尽管不情愿,但还是去听了那场法律知识讲座。

    那是劳保局办的培训,由团委负责组织人参加。楠楠看在团支部书记跟自己关系不错的份儿上过去“凑个数”,没想到帮工友维权还真用上了新学的知识。

    看到老乡从公司人事部负责人手里接过装着赔偿金的小信封,楠楠打心眼里感到骄傲。她继续“晒”自己学到的新知识,“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辞职如果不打报告就算‘自离’,不仅拿不到当月工资,连之前交的公积金都拿不到”。

本报记者 王烨捷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1年08月25日 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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