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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着午后和煦的阳光，泡在宿舍区图书室里看小说，听音乐。这是18岁的河南姑娘霍慧勤打工期间最幸福的瞬间，她很知足，“一周至少可以休息一天，不错。”
霍慧勤在江苏太仓一家电子公司做手机主板测试员，每天从下午6点干到夜里12点，有时加班到凌晨两点，有时倒班。算上加班费，她每月能拿到两三千元的税后收入。
太仓的打工生涯与霍慧勤以往的想象有太多的不同，“原来以为到这里就是天天干活、挣钱，这里消费高，哪能舍得花钱去娱乐”。
太仓给她的打工生活平添了幸福的底色：打工之余不仅有得玩儿，而且能存下将近四分之三的收入。公司包吃、包住，在不多的休息时间里，她可以去宿舍区的溜冰场溜冰、去篮球场打球、去乒乓球室打乒乓球、去图书室看小说，除了溜冰需要花上3元钱，其他全都不花钱。
所有的娱乐服务几乎都由宿舍区团组织免费或者廉价提供，很多工友至今仍记得霍慧勤在团组织举办的元旦晚会上跳的那支“兔子舞”。
据悉，太仓现有外来人口43.6万人，与太仓本地人口数量基本持平，其中35周岁以下青年约30万人。霍慧勤所居住的太仓外来务工人员集宿区共有40多家企业的近6000名打工者入住，其中，35周岁以下青年近5000人。
从“打酱油”到炫酷舞台
40余家企业近5000名打工青年——这在团太仓市委书记潘井亚眼中无疑是个大“富矿”。“常说要找到青年、为青年服务，现在那么多打工青年摆在面前，怎么为他们服务？”怎样才能联系上这一庞大的青年群体，继而为这一群体服务，成为摆在太仓团组织面前的一大难题。
最初的想法是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太仓港经济开发区内的企业，并建议对方成立企业团组织。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
经济开发区内大部分企业为外商独资和台资企业，只有工会，没有党团组织。最常见的情况是，团市委工作人员一通电话打过去，对方会“考虑考虑”，之后就没了下文。
一个比较高效的方案是，在集宿区建立团工委，选拔志愿者担任团工委工作人员。这样既避免了频繁去这些企业“打酱油”，又能迅速找到并聚拢务工青年。
团工委书记、委员的选拔过程可谓严苛，20多个报名者中只取3人，先是一轮公开演讲，再来一波开放式小组讨论，来自教育局、企业、团组织等各单位部门的评委坐成一排，轮番提问。
太仓市时思小学的美术老师、大队辅导员龚静菊是看到青年网上的招聘广告来参加竞聘的，“主要想丰富一下自己的业余生活。”她现在是集宿区团工委的组织委员，负责撰写活动策划，联系广告公司装订策划书和海报。
小小的团工委“配置”齐全，除了小学老师龚静菊，书记张皓是当地的大学生村官，负责统筹和拉赞助；生活委员孙红霞是集宿区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河南南阳人，本身就住在集宿区内，负责联系、通知青年人参加各种活动。
每一栋宿舍楼就是一个团总支，每一层楼面就是一个团支部。
外企员工生活一区2号楼团总支所在的楼面，是孙红霞和五六百名打工青年的宿舍。对于这些每天工作时间在10小时至12小时之间的打工者而言，他们参加团组织活动的积极性算不上很高，但也不低。
报名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卡拉OK大赛，仅2号楼就有44人报名。篮球赛也颇受欢迎，最多的一次有10支队伍40人参赛，还吸引了上百人观赛。
小霍是最热衷于给篮球赛、街舞赛捧场的“90后”打工妹，只要有时间，每场比赛必到，“特别酷，特别炫” 。
“零门槛”团支书的幸福之道
有的人通过参加娱乐活动找到了打工生涯难得的“幸福”瞬间，而有的人则凭借组织活动、张罗报名的热心劲儿，找到了打工生涯中的另一种“幸福”——升职。
车载CD机生产线操作员、23岁的罗金杰至今仍不清楚自己为啥被提拔上“副线”岗位，“可能是我工作时间长了？”
“副线”是指某条特定生产线上的小组长，三四条生产线上的小组长被称为“线长”。 罗金杰所在的公司有2000多名一线操作工，其中能当上“副线”的只有100多人，“线长”只有30多人。
当上“副线”后，罗金杰能管上一条生产线上的10余名操作工。其实这对她来说根本就是“小CASE”，她在宿舍里，是2楼的楼层团支书，能“管”上26间宿舍的100多号人，“不能说每个人都认识，但都脸熟，每间宿舍至少都有一两个和我认识的人。”
一切都要从一封朴实的自荐信说起。那时集宿区团工委刚刚成立，向每一名居住在集宿区的打工青年发出了邀请——人人可以自荐担任楼层团支部书记。几个团工委委员在宿舍区、企业门口四处张贴海报招募人才。
罗金杰心动了，“如果除了工作就是睡觉，实在太无聊了。”她过去从没跟团组织沾上过边，总觉得自己“不先进”。如今面对“零门槛”当团支书的机会，她不想错过。
“我是一个特别外向，特别喜欢参加文艺活动，特别喜欢跟别人一起玩的人。”三个“特别”是罗金杰这封自荐信的“重头戏”，明确表达了她强烈的与人交往的意愿，再加上与楼宇团总支书记的“老乡情”，她便当上了团支书。
此后，她隔三差五地就去各个宿舍聊天儿，了解大伙儿喜欢哪些活动；每次搞活动，她都尽力做好人员组织工作，一间一间宿舍去宣传、推介；大型活动缺人手布置现场，她也一定抽空去帮忙。
被上司注意并提拔，与罗金杰在团支部的表现关系密切。直接提拔她的顶头上司、太仓阿尔派电子公司完成品制造部部长刘嘉明第一次听说“罗金杰”的名字，是在一次与集宿区团工委书记张皓的谈话中。
那天张皓来找刘嘉明拉赞助，言谈间，向他介绍了公司员工宿舍团支部的情况，“第一次知道公司员工业余时间还能参加这些活动。” 刘嘉明本身就是从江苏徐州到太仓务工的年轻人，他深知“生活幸福指数”对降低企业员工、尤其是熟练工流失率的重要作用。
那一次，阿尔派给集宿区团工委提供了6000元赞助费，不挂名、不打广告，只是多申请了一些本公司员工的参加名额。也正是那一次，刘嘉明注意到了那个在生产线上老老实实干活、平时根本不可能引起他注意的“好苗子”罗金杰，“协调能力不错，会处理人际关系。”
这才有了最近一次的提拔，如今，罗金杰的底薪从每月1200元涨到了1500元，算上奖金和加班费，她每月能挣到2000多元。
维权、学习、赚钱“三不误”，苦中也带甜
对于大多数打工青年而言，学习、培训活动的吸引力远不如娱乐活动来得大。图书室里也就二三十个人在看书，电脑培训只有二三十人参加，法律知识讲座更是得靠团支书们花大力气动员才有人参加。
但仍有这样一批年轻的打工者，他们在工厂里干着乏味的体力活的同时，逼着自己学文化、懂技能，他们把对未来事业的憧憬当做枯燥打工生涯里最大的“幸福”。
这天，外企员工二区6号楼的“积极分子”张兰霞一边在电脑培训班里学习CAD制图，一边想象着自己未来在山东老家开淘宝店卖小饰品的情形。她是不多的几个能坚持来上每一堂电脑课的打工者。
学习CAD制图之前，她已经学会了标准键盘指法、五笔打字和办公自动化，所有课程都是劳动部门出资、团委组织的免费培训。看着她练习打字时的那股子认真劲儿，你恐怕很难想象，她在企业里的实际工作岗位是“装说明书的”，“没什么技术含量，做久了会很郁闷”。
21岁的甘肃女孩儿张丽君的工作有个冰冷的名字，叫做“电检二”（即二号位电检工，记者注），但她却有一颗主动学习的热心。
她每天工作至少12个小时，从早上8点做到晚上8点，然后倒班，从晚上8点做到早上8点，有时还要加班3个小时，周六、周日偶尔也会加班。不多的休息时间里，如果你遇到张丽君，她一定在埋头“啃书”。
她报名参加了太仓科高培训中心企业管理专业大专文凭的自学考试。她的同学，甘肃某农校毕业的40余名来太仓打工的“90后”学生中，很多人都报名参加了这类自考。
半年时间，张丽君已经考了4门课程，每门课程考试费320元，“尽量一次过，不浪费钱。”
曾有一名在台资企业工作的老乡上班途中遭遇车祸，大腿骨折，住院了。“这是工伤，可以要求公司赔偿。”20岁的零件组装工朱楠楠有理有据地“指导”工友维权。她心里暗自庆幸，当初自己尽管不情愿，但还是去听了那场法律知识讲座。
那是劳保局办的培训，由团委负责组织人参加。楠楠看在团支部书记跟自己关系不错的份儿上过去“凑个数”，没想到帮工友维权还真用上了新学的知识。
看到老乡从公司人事部负责人手里接过装着赔偿金的小信封，楠楠打心眼里感到骄傲。她继续“晒”自己学到的新知识，“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辞职如果不打报告就算‘自离’，不仅拿不到当月工资，连之前交的公积金都拿不到”。
本报记者 王烨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