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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8月31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在六盘水打工被欠薪 屡次维权无果愤而爬上40米塔吊

两民工高空讨薪68天

本报记者 白皓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8月31日   07 版)

    从40多米高的施工塔吊上缓缓爬回地面,谭勇努力控制着自己发抖的身躯,经过20分钟艰难的下行后,他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为了讨回自己在贵州省六盘水市打工的工钱以及36万元的投资,谭勇在塔吊上生活了68天,其间,无数次的劝说都被他用沉默或不满挡回。

    直到8月2日,六盘水市政法委副书记刘勇坤“用40年的兵龄担保能拿到钱”,曾经在北京当过4年兵的谭勇才选择“相信一个老兵的话”,回到地面。

    巨额工钱要“打水漂”

    8月30日,中国青年报记者见到了在六盘水市“解决后续事情”的谭勇,和刚从塔吊上下来时半长发、满脸络腮胡的照片相比,平头、刮净了胡子的他更显清爽。回忆自己在塔吊上68天的经历,谭勇形容是“失去自由的痛苦,和坐牢没两样”。

    在接听四川巴中市电视台记者的电话时,他反复强调“不是想给家乡丢脸,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要回辛苦钱”。

    谭勇之前从未想过,自己会用这样极端的方式讨要工钱。2009年以前,他在昆明打工时,每个月四五千元的收入,足够让他养活在农村老家的妻儿。

    2009年9月,谭勇和130多名农民工老乡,跟着农民工领头人何林太来到六盘水“水都高速公路”的建设工地打工,在收到每月7000元工资的承诺后,谭勇抵押了老家的房子,投资30多万元参股购买施工设备,以求工程结束后的分红。

    噩梦由此开始。从2009年9月到今年春节,谭勇只拿到了2000元工钱,今年春节后,工友们投资的施工设备又发生纠纷,眼看着自己36万元投资和已经拖欠的约10万元工资要“打水漂”,谭勇和工友们开始四处讨薪、上访。

    直到今年5月25日,谭勇和工友们又一次到工程建设项目部结算工钱无果,“绝望了,胸口像鼓了一坨大包,压着。”谭勇说,只记得自己在天黑前回到了离工地50米的宿舍,在3楼的一间10平方米的屋子里,他呆呆地坐了3个小时,饿着肚子,躺在了床上。

    这一夜,谭勇没有合眼,他反复念叨着一句家里老人常说的话:“铺路修桥是积德的事”。他越来越想不通,做一件积德的事为什么会面临血本无归的境地?他筹划着用一个不同寻常的方式,让自己的遭遇被更多的人关注,“特别是让政府领导关注”。

    讨薪无果,他们爬上塔吊

    5月26日天刚亮,谭勇走近工地上的施工塔吊,在他的脑海里,只要能爬上这个40多米高的铁家伙,用不了两三天,自己的事就能引起重视,并被解决。

    环视一周,没看到人,谭勇开始向上爬。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爬塔吊,他不知道40多米到底有多高,不知道在上面是什么感受,甚至不知道上面那个操作舱到底能不能容下自己躺在里面。

    40多米的高度,谭勇一直不敢向下看,不断出汗的手死死抓着护栏。直到走进操作舱,谭勇才第一次试探着往下看。

    “底下都是熟悉的建筑材料,只是从来没有在这个角度看过,晕。”谭勇说。

    半小时后,发现谭勇的村民陆续围了过来,有的村民一边朝谭勇喊话,一边打电话报警,有的竖起食指,朝谭勇指指点点。

    农民工领头人何林太赶到现场时,第一件事就是向谭勇大喊“钱不重要”。

    坐在操作舱里的谭勇用沉默回答着周围的一切声音,仅仅用眼睛瞟了何林太几眼。环视四周时,他发现另一位工友张刚爬上了另一台施工塔吊,那一刻,他感觉“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谭勇说,刚刚爬上塔吊的那个上午,自己在某一个瞬间有过跳下去的念头,但立马就打消了,因为家里还有老婆孩子。但塔吊下面的人担心的,正是怕谭勇“做傻事”。

    一场心理拉锯战在塔吊上下展开,塔吊上的谭勇一直沉默,塔吊下的人试图让他说话,发泄出心中的不满,甚至给他打手机。每次手机里传来谭勇的三言两语,都在说“谁也不相信”。

    “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就相信政府,有大官来了,就会说公道话。”谭勇一本正经地说,我是个党员,谁值得相信,我有判断能力。

    直到26日晚上,谭勇只喝了几口水,没吃任何东西。那一夜,在不到1平方米的操作舱里,他把一米七的身子蜷缩成一团,顶着高原上刺进骨头缝里的寒风,睡到天亮,“醒来时身上几乎没什么知觉”。

    第二天,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领导和当地政府的领导赶到现场,劝说谭勇的表态是“由政府先出一些钱帮他渡过生活难关”。

    “我不要政府的钱,政府又没欠我钱,老板欠的老板还。”谭勇的倔强,让第二天的劝说依然没有进展。

    直到27日中午,40多个小时没吃东西的谭勇还没有饿的感觉,大太阳底下,他脱掉了上衣和长裤,只穿着一条内裤,坐在塔吊横梁下的阴凉处。

    这一天,老乡杨永明开始掏自己的钱买粮食,给谭勇和张刚送饭。

    走下塔吊,维权依然在继续

    事情没有谭勇想象的那么简单,尽管每天都有人劝说他下来,但都没有他满意的答复。第四天,一个领导的车队从塔吊前面的路上呼啸而过,让他又一次“很绝望”。

    一直到在塔吊上生活了近两个星期时,他感觉自己精神和身体上都很难再坚持了,头一直晕乎乎的,开始迷茫。

    让谭勇坚定要不到钱不能下去的,是他接到妻子生病住院的电话,那大约是他爬上塔吊的第20天。

    病痛中的妻子让他赶紧拿钱回家治病。在40米的高空中,他不敢告诉妻子自己当时的处境,搪塞说正忙着收钱,听着妻子长长的一声叹气挂了电话,谭勇痛哭了一场。

    “妻子看病的钱是丈母娘卖了两头猪凑上的,拿不到钱,我怎么有脸回去?”回忆当时,谭勇的眼圈一下子红了,“后悔到贵州来打工,自卑自己赚不到钱。”

    谭勇说,在塔吊上的两个多月里,他逐渐习惯站在40米的高空向下小便,习惯把塑料袋里的大便远远地抛出去,还有两次趁着夜深人静时溜回地面,到附近的小溪里匆忙洗个澡。

    每个周一到周五,谭勇的情绪会好一些,他盼着相关部门正在开会研究解决方案。每到周末他就情绪低落,因为周末大家不上班。

    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煎熬中,谭勇在塔吊上度过了68天。第69天的中午回到地面时,迎接他的刘勇坤,拍着他的肩膀,给了他一支烟,从不吸烟的谭勇吸了两口,猛咳了两下。

    8月3日,谭勇的账户里有了46万元,其中10万元可由他自由支配,另外30多万元尚处于冻结状态,谭勇得到的解释是,等所有纠纷理清楚时,再解冻剩余款项。

    后来,谭勇得知,同样爬上塔吊的工友张刚和给自己送饭的老乡杨永明,被六盘水市警方带走。

    记者了解到,直到8月30日,张刚和杨永明依然没有释放,另外有100多名农民工共计400多万元的欠薪没有到位。

    目前,四川省巴中市特派代表、巴中市政府民工维权救助中心副主任王晓荣已经在六盘水、北京进行了19天的协调工作。

    王晓荣向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说,他目前的工作一是做好滞留民工的安抚劝导工作,不让他们再有过激的行为发生;二是依理合法协调有关方面解决欠薪问题。

    王晓荣表示,在各方推动下,8月31日,讨薪的农民工代表将和高速公路建设承包方再进行一次对接。

    本报六盘水8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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