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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瓦白墙，废弃塑料薄膜糊起花窗，在贵州省遵义县三岔镇红光村这座50多年的老房子里，住着张长春一家四口人。时逢贵州大旱，“地里水稻变成了小麦”，大儿子张成行帮父亲提着水桶来回浇地。
新学期将至，张成行要去贵阳读大二了。上个月，他在县教育局办完了续贷手续，“不用为学费发愁”。
“班主任在高考动员时告诉我们，如果家庭困难一定要继续考下去，有‘贷款’。”张成行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近日，记者随教育部学生资助政策宣讲团赴贵州采访。在当地，记者发现让学生知道贷款和如何办理已不是什么难事儿。
8月20日上午10时左右，遵义县教育局门口排起了一条数十米的长龙，该教育局一位负责同志向记者介绍，自8月8日开始办理普通高校贷款工作以来，由于每天申请贷款人数太多，经常将队伍排到对面县委办公楼门口，还“惹”来县领导问是不是学生来“闹事”。
截至8月18日，整个贵州省已累计受理83330名贫困学子贷款申请，申请金额4.37亿元，国家开发银行贵州省分行预计本年将有12万名贫困学子申请贷款，贷款金额将达到6亿元。
“催债”让教育部门很头疼
“不让一名学生因经济困难而辍学”的口号渐成现实，但新的问题来了：发下去的贷款无法顺利还回来困扰着贵州省教育厅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主任周忆江。按规定，借款学生毕业后两年期间为宽限期，宽限期内借款人可以按借款合同约定不还本金，但需按期足额支付利息。周忆江透露，2009年，贵州省国家助学贷款自付利息违约率高达90%，位居全国第一。
如此高的违约率惊动了银监会和教育部。周忆江立即动员开会，让各高校千方百计与贷款学生取得联系，但一些毕业生的联系方式更换了，去向一时难以查清。
2010年12月，新的统计再次让周忆江头疼，违约率达47%，全国第三名。又是一轮全民动员，直到次年三四月，才把违约率降到10%以内。
“总让高校来‘催债’不是长久之计。”周忆江对记者说，2008年贵州省3万多名学生贷款，2009年新增5万多人，到2010年累计起来10万多人，以后贷款毕业生越来越多，到第10个年头将有上百万笔贷款要还。国家开发银行没有县一级的分支机构，“上百万笔利息甚至本息清收工作都让高校来管，工作量太大了。”
为此，周忆江专门调整了贵州省各级学生资助中心的考核标准：今后，放贷率已不属于考核范围，还贷率则取而代之成了考核的重要指标。
毕业后的贷款利息能否延缓偿还
在贵州，省市县各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和国家开发银行贵州省分行在不少高校开展过多次诚信教育，但问题并非学生“不诚信”那么简单。
按现行规定，利息支付分两个阶段，在校阶段产生的利息由国家财政负担，毕业之后由学生个人来承担。这意味着，毕业当年的12月20日便要支付大概半年的利息。
“而大多数贷款的毕业生在年底还未能找到工作。”周忆江和他的同事在“催债”的过程中了解到，毕业学生自付利息违约大多是因为“未就业，还不起”。
以一名学生4年贷了两万元，年利率浮动按7%计算为例，利息一年是1400元，一个月存入还贷卡中100多元即可。这点钱看似不多，但对那些年收入就只有三四千元的贫困家庭来说，却是一笔不小的债，“再加上没有就业，刚毕业的学生除去生活费，再额外拿出100多元的确难以承受。”
周忆江认为，国家助学贷款已经进入还贷高峰期，很多学生由于无法及时就业，造成自付利息违约率高。建议国家修改国家助学贷款有关政策，由国家财政全部承担国家助学贷款利息，减轻学生偿还贷款的压力，降低贷款违约率。
“这不是钱的问题。”国家开发银行贵州省分行负责贷款的工作人员说，如果毕业后也让国家财政来承担利息，从短期来看银行是大大降低了风险，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培养学生诚信意识。
这位工作人员说，如果改为在毕业后也实行国家财政贴息，贷款的学生知道利息不需自付，便有可能等到很久才还本金，如此，贴息贷款的人越来越多，期限越长，财政贴息的雪球就会越滚越大。
北京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杨爱民建议，可以借鉴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的做法，即等学生找到工作之时再开始还贷款，包括利息和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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