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不清楚“我是谁”

    在浙江理工大学生活区附近的一家蛋糕店里，22岁的李欣从早到晚都忙碌着。这是一个来自山东泰安、长得眉清目秀的活泼女孩，来杭州打工已经一年多了。

    “其实，也是一时好奇，想着可以到大城市开开眼界，才出来打工。”在这个不足12平方米的蛋糕店里，李欣每个月的收入是1200元。

    “希望能学点东西再回家乡。”对未来，李欣说自己不会留在城市，“这里没有自己的根，也不适合自己。”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甄月桥说，在沿海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忙碌的身影已经成为这些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但他们依然只是城市的匆匆过客，他们向往城市，却始终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中。

    一半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再追求城市户口

    浙江理工大学近日进行了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意愿的调查。调查发现，生活在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对当地人文居住环境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但对留城居住的积极性却并不高。

    有一半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把农村户口迁入城里作为自己的梦想追求。

    除了生活成本太高的因素外，农民工不愿落户城市，一方面是担心失去家乡的土地，另一方面城市房价、社会保障、生活习惯差异等都成为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身份转型的重要因素。

    出生于1982年的张红来自四川，在杭州下沙的一家理发店做洗头工。张红说，自己一个月工资是1300多元，老公也就3000元左右，有两个寄放在老家的小孩。“如果留在杭州，开支太大”。

    据了解，这份名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新课题——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身份转型的策略研究”的调查是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项目。

    调查对象为工作和生活在杭州、嘉兴、宁波、温州等4城市， 1980年及以后出生，年龄在16岁以上的外地农村进城务工及经商人员。调查问卷共发放2000份，回收有效问卷1941份，回收率97.05%。

    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者中，有53.8%的人不再把获取城市户口作为奋斗目标，有46.2%的人希望获得当地城镇户口。而进一步调查发现，被调查者中，39.6%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目前自己的农村户籍具有优势，而选择继续拥有；34.2%的人认为农村户籍和城市户籍已经“相差不多”。

    “这是一个新发现。”调查者说，而且随着年龄阅历的增加，更多的考虑是在积累一定经济基础后，如何回乡发展。

    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学历普遍高于其父辈，大多不会干农活儿。虽然不再像父辈那样深爱那片养育自己的土地，但对农村尚有一定的情结；他们穿着时尚，行为新潮。

    施着淡妆，穿着标准职业装，讲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无论怎么都让人无法把眼前的李芳与农民工联系在一起。谈起当前的流行歌曲、网络游戏，也不见得比城里的哪一位年轻人逊色。

    24岁的李芳，来自安徽农村，4年前高中毕业后和同乡的姐妹一起出来“打拼”，到杭州已经两年，在一家酒店当服务员，是典型的第二代农民工。

    “家里还有土地，祖祖辈辈在那生活，有感情的。”如今成了酒店服务员的小陈，除了工作，也只与老乡们玩在一起。

    甄月桥说，小李的情况普遍存在，他们有自己的圈子，没有将自己融入城市的氛围，更不会在打工城市落户，成了名副其实的城市过客。

    依然享受不到城市福利

    被调查者中，超过三成新生代农民工未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有52.30%的人在工作期间没有获得任何的社会保险。其中参加保险的人群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的参保率也分别仅为21.69%、28.59%、20.21%。

    据调查，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们的日工作时间大都超过8个小时，有半数以上为8~10个小时，每周6天工作制，而能拿到加班工资的仅三成；在杭州，63%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月收入在1200~2200元，月收入3000元以上的“高收入”者仅占11%。而宁、温、嘉三地月薪普遍位于1500~2000元。

    他们也喜欢城市，但低廉的收入，令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只能将大部分的报酬用于个人的基本生活保障。

    “来杭州已两年多了，基本没有积蓄。”李贵是一个来自江西的小伙子子，刚刚过完自己的21岁生日。和很多同龄孩子一样，在老家读完技校，就满怀憧憬地踏进“人间天堂”杭州。

    在处处碰壁之后，李贵最后选择在一家饮料生产公司工作：没有与企业签订过劳动合同，流水线上的默默工作，拿回来不多的工资，扣除生活费、电话费、交通费已所剩无几。

    小李说，为了省钱，他只能在离市区较远的城郊合租了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房子，每天上下班就要花近3个小时。

    调查显示，吃、住、行及通讯所占比例占到了他们收入的65%；只有10%的新生代农民工有过城市青年喜爱的旅游、聚餐等业余生活；参加过培训，经常购买书籍的就更少。“虽不同于其父辈那样的‘自我剥夺’消费，但物价的上涨、收入的低廉，迫使新生代农民工尽可能她省吃俭用。”还有超过8%的新生代农民工还须寄钱回家。

    在被调查者中，仅24人拥有杭州房产，占被调查在杭工作人群的不到5%；56人有宁波房产，但也仅占在宁波工作总数的12.6%。多数人居住在狭小的出租房或集体宿舍内。

    由于不具备城镇户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也不容乐观，有户籍限制的教育、就业、医疗、社保、住房等保障性福利，都直接影响到他们在城市的生存与发展。

    调查者说，作为高流动性的社会群体，需从制度层面确保他们的各项权益。

    搞不清自己属于农村还是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已是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主力军。

    据了解，杭州约有300万名外来进城务工人员，其中以新生代农民工占绝大多数。说是农村人，但没干过一天的农活儿；说是城里人，但没城里的房子、城里的户口。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城市人。” 甄月桥说，这种身份的尴尬，已经让许多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自我身份认知的不确定。

    事实上，在关于身份认知的调查上，有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清楚“我是谁”，不知道自己应该定位为“城市人”，还是“农村人”。

    甄月桥说，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2009年外出从业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达1.5亿人，其中80%在县城以上城市就业。1.2亿农民工事实上已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但身份仍是农民，是名不副实的城市人口。“一支数量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型，如何让他们“落地生根”，已成为亟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