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现历史是为了未来

    “八一”前夕，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由军事科学院主编、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1～6卷本）（以下简称《军史》）正式出版发行。

    据有关人士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系统、完整地“官修正史”，其中不只是展示其辉煌历史，对自身发展过程中走过的弯路，以及一些敏感的、有争议的历史问题都“没有回避”。 

    为更详细地了解该《军史》的诞生过程，笔者近日专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副主任、军事科学院杨贵华研究员。

    笔者：杨老师，您好！据我所知，从新中国成立至今，革命战争时期各时期战争史、红军各方面军战史、各野战军战史大部分已编写出版，而且三卷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在国内外还产生了重要影响，这说明我军历史的研究工作从没停止过。都说盛世修史，但为什么一直到1997年，我军才第一次系统编写《军史》呢？

    杨贵华：应该说，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了。1958年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成立后，集中力量进行编写战史的准备。同时，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研究也随之展开。您提到的几部战史，不仅全面、系统叙述了战争作战情况，而且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体制编制、军兵种建设和发展、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后勤工作、根据地建设、人民武装动员和建设，都有所反映，只是比较概略。

    我军之所以到1997年才决定编写全面系统反映我军建设发展的军史，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军史》涉及军队建设发展的方方面面，需要对军队建设发展包括战争（作战）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学术准备时间要长一些。

    按编写通史著作的一般程序和规律来说，应先编写出各断代史、专题史（如军事工作史、政治工作史、后勤工作史、武器装备发展史、军事思想史等），各方面专题史都有了一定研究的基础，才能编写“综合性”全史。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军先后出版了当代中国丛书军事卷、各军事家军事文选和传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等著作，并陆续推出军兵种史、军区史方面的著作。这些研究和著作的出版，为编写综合性的军史著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是重大历史事件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才能更清晰地反映出它的全部真实面目，作出准确的、合乎实际的评价。如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性战备及“三线”建设的评价，80年代学术界对此就褒贬不一，经过10多年的讨论研究和时间沉淀，其作用和意义才更清晰地显现出来。

    三是由于时间离得比较近，大量资料处于保密状态，不便于从高层决策、指导思想、具体实施等进行全面系统的叙述。

    笔者：此次编撰的《军史》和以前出版的各类《战史》的区别在哪里？是各种各样《战史》的重复和叠加吗，可不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一部“大《战史》”？

    杨贵华：不能这样理解。战史和军史是有区别的，战史或战争史，主要记述战争发展过程，如战争起因和背景、敌我双方作战企图、兵力对比和部署、作战指导、作战过程、作战结果，以及与进行战争（作战）有关的经济、政治等情况。

    而军史通俗地说是为一支军队写家史、续家谱，它包括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战争和战争准备只是军史一个主要方面内容。

    我们编写的这部《军史》，全面叙述了我军51年来体制编制、军兵种建设和发展、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后勤工作、根据地建设、人民武装动员和建设情况。对于作战的记述，因革命战争时期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役、战斗，在已出版的战史中作了详细的反映，这部《军史》只重点叙述战争指导和决策，对作战过程略写，而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作战过程则作了较详细的叙述。

    笔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顾名思义就是记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一至六卷起于1927年，止于1978年，对于这51年的历史，《军史》在编纂时遵循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什么？

    杨贵华：军史涉及军队建设和发展的方方面面，仅大小战役战斗就上千次，每个方面如果都全面、详细、系统地描述，文字量是相当大的。

    因此，中央军委军史编写领导小组一开始就确定了“以建军为主线，兼顾作战”和“突出重点内容”的要求。据此，我们“坚持围绕主线与突出重点统一”的原则，在紧紧围绕我军在党的领导下，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保卫祖国安全而战和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这条主线，全面而又精略地叙述我军体制编制、军兵种建设、教育训练、政治工作、后勤工作、武器装备以及根据地建设、人民武装动员建设等历史情况。

    具体来说，《军史》突出了以下几个重点：一是我军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的历史事件；二是着力反映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建军、作战的指导思想、重大决策和我军历史上的重大行动；三是着重反映我军优良传统形成、发展和实践过程；四是重要英模集体和人物的事迹等。

    笔者：据有关报道，此次编写出版的《军史》是最为权威、最为系统的史书。所谓“官修正史”，但会不会有些读者以前受到一些“野史”的影响，从而对这部《军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提出质疑呢？

    杨贵华：我个人认为，这部《军史》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是可信的；权威性，也是毋庸置疑的。

    首先，我们使用的资料来源于国家和军队最高档案馆，这是中央和军委为我们编写军史专门开的“绿灯”。很多档案在我们披露和使用前，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即使看到一些，也不可能系统、全面地去查阅。

    其次，我们在编写中，坚持了政治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我军是党和人民的军队，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写史，这是政治性原则。我军84年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不可否认，我们写史，当然以写建设辉煌历程和成就为主，这是我军发展建设的主流和本质。

    同时，我们对历史上一些失利、失误、错误和有争议的问题，如对西路军问题、反“教条主义”斗争问题、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期间的评价问题等等，采取不回避、不掩饰的态度，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得出恰如其分的结论。

    值得提出的是，我们写失利、失误和错误，许多是指导思想上、高层决策上重大的失误。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完全是为了总结经验，从中吸取教训，增长才干，以促使我军更好地建设和发展。权威的史料，科学的、正确的、令人信服的分析评价，就是对野史中一些谬说的最好批驳。

    笔者：一提起中国人民解放军，人们就会联想到“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但回顾历史，我军的发展历程却是历经磨难和挫折，比如《军史》第二卷中讲到的东北抗日联军的严重挫折，你们编写组不但从战术运用、内部建设的层面加以分析，就连出现叛徒的情况也直言不讳。那么，你们在编写这些失败、挫折经历时是怎样把握的呢？

    杨贵华：在我军历史上，我们战胜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这是举世公认的。但是，我军在发展建设历程中，有战胜艰难困苦的峥嵘岁月，有历经磨难和挫折的艰辛历程，也有曲折发展的动乱年代，我们在编写军史时不回避、不忌讳写失利、失误和错误。

    作为军史工作者，研究这些，是因为这些内容是我军建设发展历程的一部分，更是为了从中吸取教训。“总结错误和失误的教训，有时比总结经验更宝贵”。不写这些，对不起那些牺牲了的将士，对我军更好更快发展是不利的。

    笔者：有关张国焘“密电”一事，因为从没找到这份“密电”的原件而一度使此事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桩悬案。但《军史》第一卷中却十分肯定“密电”的存在，那么你们是凭什么得出这一结论的？在处理类似“悬案”时，你们又如何“调查取证”？

    杨贵华：“密电”一事不应当说是悬案，是有根据、早已有结论的“定案”。关于“密电”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一些人对此提出疑义。这份电报确实遗失了，但没找到这份电报，不能就说没有这份电报。

    我们在《军史》第一卷中肯定“密电”存在的史实，理由有三：第一，9月8日（“密电”的前一天）张国焘电令詹才芳的电报：“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立即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这封电报也反映出张国焘企图武力加害中央的意图。

    第二，毛泽东率右路军第一、第三军于9月10日凌晨秘密先行北上，脱离险境后，发给张、徐、陈电报称：“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这个电令，即指“密电”。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进时，曾有人请示是否派部队拦阻，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无论如何不能打！

    第三，1937年3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张国焘的面讲了“密电”事件：电报说“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是十分危险的（当时党内斗争是非常残酷的）。毛泽东讲此事时，张国焘对此并没有辩解。从9月10日以后张国焘率部南下和另立中央等行动看，充分证明张搞分裂的史实。

    回顾我们的编写过程，在处理类似一些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时，我们主要坚持了这几条原则：一是以党中央、中央军委作过的决议、决定和评价为准则；二是坚持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直接获取“证据”，比如查找历史事件本身的物证和资料；三是获取“旁证”。即通过查阅与之相关的史料，深入分析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前后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影响，最终得出结论。对一些领导人的回忆，如果查不到权威史料作支撑，没有权威佐证，我们坚持不使用。

    笔者：《军史》第六卷肯定了“文革”期间国防和军队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在史学界普遍认为“文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倒退的情况下，你们作出这样结论的依据是什么？

    杨贵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否定搞“文化大革命”“左”的指导理论，并不是否定这期间的全部建设工作。我们在《军史》中对“文革”时期我军发展建设仍取得很大成绩的基调，是依据历史事实得出的，不是事先确定的。比如：

    第一，在全国动乱的局势下，由于我军始终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了高度集中统一的指挥，因此军队始终没有乱。

    第二，我军在“文革”中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生产、生活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党和人民作出的评价。

    第三，在“文革”期间，我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加强和落实各项战备工作，出色地履行了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安全的职能，取得了边境自卫防御作战的胜利，打击和粉碎了台湾国民党军的窜犯、侦察活动，打击了美国军用飞机对中南地区的侵略和侦察，出色完成了援越抗美军事行动。

    第四，在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在周恩来、聂荣臻等领导人的保护下，一大批科技工作者顶着压力，艰苦奋斗，在国防科技尖端武器研制方面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然而，“文化大革命”对我军建设的干扰破坏是严重的，特别是干扰了武器装备的发展，使我军拉大了与世界发达国家军队的距离，这在《军史》第六卷中进行了充分的反映。应该说，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军的发展建设会取得更大成就。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处理类似历史上存有争议的问题，比如关于四平保卫战、关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的“以我为主”的军队建设方针、关于1960年9～10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和会议作出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等问题，我们都采用了“结果分析法”和“辩证分析法”的原则，即通过每一个决策的指导思想和实践所导致的结果及产生的影响去“论证”，辩证地分析其好坏功过，从而力求得出准确客观的结论。

    笔者：与其他史学著作不同，《军史》每一卷的结束都有一篇“基本经验”，用以回顾和总结本卷所写的历史时期我军建设发展的基本情况。为什么采用这样的编写方法？

    杨贵华：这个“基本经验”是通过对该卷该时期（阶段）历史史实进行深刻分析、思考得出的，不是作者凭空杜撰的。读者如果认真阅读每条经验，就会发现，里面都用史实作了说明，有理有据。如第一卷中“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从同王明、张国焘“左”的和右的错误路线斗争中得出，有着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深刻教训；必须实行正确的军事战略指导，是从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的沉痛教训中得出的。再如第五卷中必须“坚持‘以我为主’的方针，正确处理发扬优良传统与学习外军经验的关系”，是通过上世纪50年代学苏军、错误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的事件及以后处理二者关系的实践中得出的。这些经验，可以引导读者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

    不仅如此，在每一章的后面，我们都有一个概括性的小结。同时，书中对每一个重大事件，都不是叙述过程就完了，而是注重对事件的评述和评价。我们在编写中，坚持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即史论结合，注重说明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和为什么会发生，并评论其正确和失误、有利和不利方面。这有利于给人以思考，正确地认识各事件。

    笔者：听说《军史》后几卷的编写工作正在积极筹备之中，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杨贵华：《军史》后续卷的研究和编写，与前六卷是同时启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重要历史事件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评价会更客观、更准确、更符合实际。有些资料，随着部分高层决策档案的解密，经过深入研究，内容会更充实，对军队建设指导会更有力。研究和编写我军军战史，是我们军事历史研究所的职责和任务，经过军史工作者的努力，军史的后续卷将会陆续与读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