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隐身在传说中

    小时候听恐怖故事：“夜里一个人上楼。楼梯转角处传来咚、咚、咚的脚步声……”现在回想真是最文学化的情节。因为除了夜、脚步声和讲述者夸张的口气，更引起恐怖效果的是隐在夜幕背后的那个人的种种不可知。神秘的魅力即在于不可知，恐怖也是一样——神、魔、命运、未来，以及任何一个瞬间的拈花微笑……那些不可知的存在令人敬畏，也具有超强的震慑力。

    因此真正的恐怖，是对隐藏在日常化里的、波澜不惊之下的、不察觉中的突变和失控的时时警惕，是将动未动之时的霎那安静：一脚下去怕踏到雷，但是一切都没有发生。惊心动魄往往出现于不经意间。雷并没有响，人却因一脚踏空而瞬间失重。这种艺术手法在美国恐怖小说中常常见到。霍普金斯的恐怖片即是在平淡的底调之下蕴含着巨大的惊险和波澜。相形之下，国内艺术作品中的悬念，无非是堆积一些噪音和尖叫而已，多少显得有些小儿科。

    但严歌苓笔下的恐怖感是一流的：她最初写的《金陵十三钗》仅仅是一个篇幅不长的短篇。一群涉世未深的青楼女子在1937年12月13日的南京的命运将是什么？中立的美国威尔逊教堂终究不是避难的天堂。在毫无人性的日军眼里，只要他们想要，就没有进不去的地方。那天晚上，日军要以庆祝圣诞的名义，请唱诗班女生到军营献唱。于是她们成为地狱——在魔鬼手里，天堂也成为地狱——边缘的“羊脂球”。她们渺小，如蝼蚁，如灰尘，微不足道，但在慷慨赴死之时每个人都借着夜幕的掩护身藏暗器。关键是，严歌苓竟敢用这个视角呈现中国历史中最为惨痛的战争经验和历史记忆，并把天使与魔鬼的人性真相剥脱暴露到极处，真可谓振聋发聩。

    她似乎总是乐意用一个女孩的命运列车，装下对生命的伤感和叹惋。也擅长将这个卑微的个体命运，放在广阔而惨烈的社会大背景中。这也许与她的经历有关：12岁参军，曾经是文艺兵，跳过芭蕾舞。15岁早恋，但是她的恋人背叛和出卖了她，她似乎成了名声不佳的诱惑者，胸前永远被烫着红字。她20岁时甚至在一场边境战争中担任战地记者。目睹了战争中的求生、死亡、血等等惨烈场面。这些经验零零碎碎地表现在她早期作品如《魔旦》、《白蛇》、《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天浴》及最近的《义犬贝勒》、《拖鞋大队》中。她多年旅居海外，从1986年至今，已出版了15部长篇小说、7部中短篇小说集，惊人地保持着澎湃而旺盛的创作力。而她始终隐身在那些文字背后，安静、孤寂、神经质，但又敏感而生猛，充满了一种爆发力。

    事实上，文学与写作正是将每一个凡人的不同凡响的人生，在艺术化的通道中经过浸染、过滤与修裁之后，呈现的精华与真相。它是对心灵由表及里的深层触动，也是灵魂深处曲折表意的长线传达。最好的文学代表自己也代表他者，在自我发现中也可以发现他者。在这个意义上，她被评论界称为“她的名声远远未能与她的实力相匹配”。

    早在十年前，她的《谁家有女初长成》即带着一种活泼、诙谐、细腻又女性化的口吻来讲故事了。她的叙述显得若无其事和漫不经心。所以人们很容易被误导，以为她在说一些家长里短或者爱恨情仇，完全猜不透在这些温文的背后，她说了一个对世界一无所知的普通乡村女子，无意间走向死亡的全过程——像成千上万长得不赖又要强的乡村女子一样，这个乡村女子曾经对镇长怀着秘密妄想：哪天能顶替他的爱人。“在流水线上得肺痨也比在黄角坪没病没灾活蹦乱跳的好”。她不知道城里人管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叫作化妆，“浑身上下都是一个知趣，一泡尿胀慌了都不敢动”。所以一个男人对她笑笑——那正是初次出远门的乡村女子需要的笑，温暖、体贴——就轻易地把她诱到旅店。“好像所有的委屈都得到了安抚”。她完全不知道自己涉身于一个危险的边缘，而这境地还会无限制地更坏下去。

    她被转卖给了养路工大宏。大宏是拿国家工资的，她在他面前想闹就闹、想疯就疯，做足主子派头。她甚至还一度滋生了一点点宿命感和骄傲感。等到她发觉，自己是被丈夫和丈夫的傻弟弟兄弟俩共同享用之后，罪恶的逻辑才变得完整：所有的人——骗她出村的老阿姨、旅馆里的人贩子、丈夫和他的傻弟弟，所有的人都串通一气，都把她化整为零。她在家是爹妈捧在手心的一块蛋糕，却被其他人一口一口地品尝和咀嚼。所以她的杀人一点也不出人意料。任何人也无法帮她逃脱冷冰冰的法律和等待着她的死亡命运。

    最近几年，《寄居者》、《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的出版、《小姨多鹤》的拍摄及获奖、《梅兰芳》电影的编剧等成绩种种，已将严歌苓推到创作巅峰。她无疑是中国当代女作家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