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技术指南变成伦理问题

    卫生部近日发布《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有人指责它给道德冷漠送来了借口；有人认为关键不在技术、而在保护助人为乐者的道德热情；还有人呼吁最高法出台《老年人跌倒干预法律指南》。卫生部官员不得不澄清说，“指南谈的是技术问题，不应变成伦理问题”。 

    人们希望给助人为乐多些正向激励，但从有些人对“彭宇案”执著的道德审判中，从有些人对《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的小心提防中，我们看到了某种道德思维相对于社会现实的滞后性。他们希望人人讲道德，而方法是提倡、鼓励，不伤害人们的道德热情。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可操作的办法。

    但事实上，我们的社会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道德滑坡”，社会生活中“缺德”的事情，可能远远多于助人为乐的故事。“道德滑坡”自上世纪80年代被提出以来，如果情况没有更糟，也丝毫没有好转迹象。在“彭宇案”发生前，社会上助人为乐的新闻时而有之，而关于公众冷漠围观需要帮助的人的报道，更充斥报端。我们有心提倡道德，但社会进行道德动员的能力严重不足。 

    所谓道德滑坡，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不独中国为然。德国学者贝克在其名著《风险社会》中分析，工业化社会的最高价值是“效率”，于是社会将个体从家族、家庭、家乡甚至国家拆分成一个个独立的原子，并将其作为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原子化的人置身于陌生人社会，他本人最关心的就是自己获得收入、权利和社会地位的效率。利他的传统道德，被现代生活方式消解了，人类个体道德价值观念和践行能力都处于衰退状态。 

    中国目前已进入工业化社会，面对道德滑坡，人们感到很困惑，对传统美德心向往之，但空谈多、践行少。对于有违道德的事，似乎人人义愤填膺，但又往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面对道德困境，西方社会对工业化社会的制度方面进行改良，试图以公民社会重组道德资源，弥补传统美德的不足。西方伦理思想的现代转型，是从“美德伦理”转向“规范伦理”，过去讲骑士精神、助人为乐，现在则“法网恢恢”，规范成为自由的前提。西方没有雷锋，但发达的民间组织向社会供给慈善和各种志愿服务，比如环保有环保志愿者、街头急救有“第一目击人”。这些志愿服务受到政府和民间组织的资助，定期开展培训和演习，助人被提升为专业化服务。 

    当前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化阶段，如何进行社会的道德动员，需要一个现代转型。工业化社会中的人处于原子化状态，不培育公民社会，整个社会就一盘散沙，空洞的道德呼吁很难变成对道德的社会化践行。我们必须允许各种民间组织把原子化的个体重新组织起来，按照社会需求，供给各种具有专业化水准的志愿者服务。个体的道德热情容易被浇灭，但组织化的服务力量无穷。 

    专业化的志愿者服务比偶尔的助人为乐要好得多。公民社会动员的不仅仅是普通老百姓，它还能动员亿万富翁、政府官员乃至领袖人物。美国总统奥巴马年轻时曾在芝加哥从事社区服务多年，每天做“助人为乐”的小事。犯轻罪的人，也可以到社区服务抵刑。有了“组织”，空洞的道德说教就显得多余，没有人整天提倡道德，但很多人在服务社会中助人为乐。